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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后报道逝者，是不是吃人血馒头
灾难后报道逝者，是不是吃人血馒头灾难后报道逝者，是不是吃人血馒头
在大学里学了四年新闻，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干了十六年新闻，可以说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对于新闻伦理的问题向来也很重视。
最近几年，每逢有灾难发生，社会上都会有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的争议，有些争议是专业范畴内的，涉及的议题也相对职业和接近现实的新闻环境，有些则纯粹是一些不懂新闻到底是什么的胡说八道。
我虽然被一些读者标签化为时政记者，事实上也参加过很多灾难的报道。
2004年，黄河小浪底沉船，报社派我从武汉赶到河南济源现场采访；同年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报社派了三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云南丽江出差，立即写了丽江1996年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启示录，较早让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人讲述地震后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掩埋尸体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灾后重建等。写完这个稿子，又从云南赶赴四川成为报社报道汶川地震的后梯队记者。到达灾区后专访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长、该局的地震预报员等专业人士，写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责、委屈与职业困惑。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守在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的帐篷里，写了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中断导致110瘫痪3日的玉树城，还原了一个三天没有110的城市的慌乱与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个月，先后去了福岛、仙台等多个城市，也写了一系列的报道。2011年7月，山东枣庄矿难，是我在新京报写的最后一篇报道，随后辞职去了南方周末。
经历了这么多，对灾难新闻的伦理问题应该是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发言的。
谈新闻伦理前，自然要先谈谈新闻业务，先有新闻，才有新闻伦理。
首先，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数量有限，那更多会被称为事故。因此，死人是灾难新闻最重要的元素，绝对不能跳过去忽略掉。
如果灾难发生后，媒体不报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闻伦理问题。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报道灾难是必须报道“死人”这个环节的。如何报道呢，常规的报道模式是：谁死了、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
所以，新闻记者到了灾难现场或者第二现场必然要采访遇难者家属和逝者的亲朋好友。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失职。
有些不懂新闻只懂宣传的人说，记者在灾难现场采访会影响救援。灾难发生后，记者影响救援的极端案例当然存在。灾难发生后黄金救援时间很紧，这个时候救援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搜寻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记者纠缠救援人员影响救援，当然应该受到违背新闻伦理的谴责。但大家都知道，空难这类灾难发生后，遗属到现场后一般不会参与搜救，新闻记者采访家属根本不存在影响救援的问题。
这个时间段的家属，内心是最煎熬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有的人此时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记者打扰，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谈倾诉，能宣泄抑郁的情绪，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述对象。这个时候，记者完全可以选择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属，了解遇难者的相关情况。
这是弄清楚“死了谁”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缺失，那这个新闻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新闻。
这些，就是新闻专业。
至于所谓的知情权和隐私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梧州上空失联后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大家可以去该航班乘客刘志宏曾经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里毫无遮挡地公布了自己的结婚照、结婚证书、证书号等等细节。
结婚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不希望被人关注，有些人会在朋友圈发个结婚证照，但不会在更开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觉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隐私。但是，刘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愿意对整个社会公布自己的婚讯和结婚证的一切细节。所以，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记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
常态下，“死了谁”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体把“谁”的故事写得很打动人，让人共情了，有助于引导舆论关注灾难发生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正常的读者看了报道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人，或者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为什么会死、怎么死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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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每逢有灾难发生，社会上都会有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的争议，有些争议是专业范畴内的，涉及的议题也相对职业和接近现实的新闻环境，有些则纯粹是一些不懂新闻到底是什么的胡说八道。
我虽然被一些读者标签化为时政记者，事实上也参加过很多灾难的报道。
2004年，黄河小浪底沉船，报社派我从武汉赶到河南济源现场采访；同年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报社派了三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云南丽江出差，立即写了丽江1996年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启示录，较早让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人讲述地震后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掩埋尸体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灾后重建等。写完这个稿子，又从云南赶赴四川成为报社报道汶川地震的后梯队记者。到达灾区后专访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长、该局的地震预报员等专业人士，写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责、委屈与职业困惑。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守在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的帐篷里，写了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中断导致110瘫痪3日的玉树城，还原了一个三天没有110的城市的慌乱与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个月，先后去了福岛、仙台等多个城市，也写了一系列的报道。2011年7月，山东枣庄矿难，是我在新京报写的最后一篇报道，随后辞职去了南方周末。
经历了这么多，对灾难新闻的伦理问题应该是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发言的。
谈新闻伦理前，自然要先谈谈新闻业务，先有新闻，才有新闻伦理。
首先，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数量有限，那更多会被称为事故。因此，死人是灾难新闻最重要的元素，绝对不能跳过去忽略掉。
如果灾难发生后，媒体不报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闻伦理问题。
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报道灾难是必须报道“死人”这个环节的。如何报道呢，常规的报道模式是：谁死了、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
所以，新闻记者到了灾难现场或者第二现场必然要采访遇难者家属和逝者的亲朋好友。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失职。
有些不懂新闻只懂宣传的人说，记者在灾难现场采访会影响救援。灾难发生后，记者影响救援的极端案例当然存在。灾难发生后黄金救援时间很紧，这个时候救援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搜寻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记者纠缠救援人员影响救援，当然应该受到违背新闻伦理的谴责。但大家都知道，空难这类灾难发生后，遗属到现场后一般不会参与搜救，新闻记者采访家属根本不存在影响救援的问题。
这个时间段的家属，内心是最煎熬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有的人此时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记者打扰，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谈倾诉，能宣泄抑郁的情绪，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述对象。这个时候，记者完全可以选择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属，了解遇难者的相关情况。
这是弄清楚“死了谁”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缺失，那这个新闻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新闻。
这些，就是新闻专业。
至于所谓的知情权和隐私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梧州上空失联后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大家可以去该航班乘客刘志宏曾经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里毫无遮挡地公布了自己的结婚照、结婚证书、证书号等等细节。
结婚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不希望被人关注，有些人会在朋友圈发个结婚证照，但不会在更开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觉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隐私。但是，刘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愿意对整个社会公布自己的婚讯和结婚证的一切细节。所以，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记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
常态下，“死了谁”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体把“谁”的故事写得很打动人，让人共情了，有助于引导舆论关注灾难发生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正常的读者看了报道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人，或者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为什么会死、怎么死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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