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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歧视 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害怕歧视 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害怕歧视 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从看恐怖片、捶打自己到自残，她需要越来越强的刺激才能让自己保持清醒。被发现满身的伤痕后，家人都觉得她疯了。这种情况下，经她强烈要求，父母最终同意了带她去医院进行心理治疗。
这段寻求理解的抗争给张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不知道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复发后的第二次休学，她选择租房独居。
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的接受和支持格外重要。多数大学生在告知父母自己得了抑郁症前，都会“格外忐忑”。“接受治疗的话必须要有钱，无论是吃药还是心理咨询都需要钱。我只能向我爸妈要钱，所以我必须让我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这件事。”一名学生专门写了系列文章，分享自己和父母坦白的方法和经历。
玟玟称，其在治疗期间每月吃药花费一千多元，此外还需要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倘若长期治疗，花费还是蛮大的。大学生没有经济收入，但自己已经大了，一直管爸妈要的话家里压力也很大，所以很纠结。”玟玟希望自己尽快经济独立。
穆晴告知父母自己患抑郁症后，便常常会收到对方通过微信发来的“特殊关怀”，这让她哭笑不得。“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其实没什么用。”但她明白，这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在不断提醒她，“他在”。穆晴认为，自己不需要父母帮什么忙，“家人只要一直在，陪伴，这就够了”。她也不需要学校的特殊对待，“就像普通学生一样看待我、不要过多干预我，就好”。
姚智军介绍，他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家长，“表现出不相信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情况”。“（个别家长）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诊断结果，也不同意孩子进行正正常的药物治疗——这样，孩子的治疗就被拖延了。”姚智军说，希望家长能相信医生和孩子，“或者至少要相信医生。”
对于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特殊关怀”，姚智军则建议，“在与他们的日常沟通过程中，也要陪伴、支持为主，不要去说教。”在姚智军看来，这些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反而会让当事人觉得好像周围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抑郁症患者，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近年来多次发文，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工作予以指导。
2018年7月中旬，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提及，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规范课程设置；设立心理发展辅导室、心理测评室等，极构建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自助与他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体系；建立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畅通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到校医院、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及时转介疑似患有严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学生到专业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高校干预学生心理问题的边界问题比较复杂。”姚智军介绍说，按照《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潜在的患者或者是已经患病的学生，应该由监护人送去医院，学校或者辅导员是没有权利送医的。“因此，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学生的情况已经危及到了他的人身安全。这种时候，辅导员才会将学生送去医院。”
“在学校也好，在家也罢，如果你没有办法确保他的安全，就应该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 在章劲元看来，“这种情况下，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2017年下半年，张晨进入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给人一种很温暖、权威的感觉，跟我也很合拍。”她说。咨询师在了解病情后，给她进行了催眠治疗并为其梳理心结。经过一次治疗，张晨自残的想法没那么强烈了。对方告诉张晨，依照她的情况，大概咨询十次左右，辅已药物治疗，病情就可以缓解。
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而言，彻底治愈或是漫长的过程。玟玟在专业的精神医院进行了多年治疗，最多时一天吃9种药，除了治抑郁症的，还有助眠、安神的等等。 这让她颇为沮丧，甚至觉得“抑郁症不会好”。“不是说我在治疗了、吃药了就会好起来，药物只能控制病情，让我至少可以睡一个完整的觉。”玟玟说，最重要的是“心态问题”，这是药物无法解决的。不仅如此，长时间的服药让她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忘记吃药后，人就会变得焦虑、难受，发慌发抖，开始眩晕、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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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寻求理解的抗争给张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不知道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复发后的第二次休学，她选择租房独居。
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的接受和支持格外重要。多数大学生在告知父母自己得了抑郁症前，都会“格外忐忑”。“接受治疗的话必须要有钱，无论是吃药还是心理咨询都需要钱。我只能向我爸妈要钱，所以我必须让我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症这件事。”一名学生专门写了系列文章，分享自己和父母坦白的方法和经历。
玟玟称，其在治疗期间每月吃药花费一千多元，此外还需要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倘若长期治疗，花费还是蛮大的。大学生没有经济收入，但自己已经大了，一直管爸妈要的话家里压力也很大，所以很纠结。”玟玟希望自己尽快经济独立。
穆晴告知父母自己患抑郁症后，便常常会收到对方通过微信发来的“特殊关怀”，这让她哭笑不得。“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其实没什么用。”但她明白，这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在不断提醒她，“他在”。穆晴认为，自己不需要父母帮什么忙，“家人只要一直在，陪伴，这就够了”。她也不需要学校的特殊对待，“就像普通学生一样看待我、不要过多干预我，就好”。
姚智军介绍，他在工作中也遇到过一些家长，“表现出不相信孩子得了抑郁症的情况”。“（个别家长）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诊断结果，也不同意孩子进行正正常的药物治疗——这样，孩子的治疗就被拖延了。”姚智军说，希望家长能相信医生和孩子，“或者至少要相信医生。”
对于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特殊关怀”，姚智军则建议，“在与他们的日常沟通过程中，也要陪伴、支持为主，不要去说教。”在姚智军看来，这些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反而会让当事人觉得好像周围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抑郁症患者，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近年来多次发文，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工作予以指导。
2018年7月中旬，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提及，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规范课程设置；设立心理发展辅导室、心理测评室等，极构建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自助与他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体系；建立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畅通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到校医院、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及时转介疑似患有严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学生到专业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高校干预学生心理问题的边界问题比较复杂。”姚智军介绍说，按照《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潜在的患者或者是已经患病的学生，应该由监护人送去医院，学校或者辅导员是没有权利送医的。“因此，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学生的情况已经危及到了他的人身安全。这种时候，辅导员才会将学生送去医院。”
“在学校也好，在家也罢，如果你没有办法确保他的安全，就应该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 在章劲元看来，“这种情况下，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2017年下半年，张晨进入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给人一种很温暖、权威的感觉，跟我也很合拍。”她说。咨询师在了解病情后，给她进行了催眠治疗并为其梳理心结。经过一次治疗，张晨自残的想法没那么强烈了。对方告诉张晨，依照她的情况，大概咨询十次左右，辅已药物治疗，病情就可以缓解。
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而言，彻底治愈或是漫长的过程。玟玟在专业的精神医院进行了多年治疗，最多时一天吃9种药，除了治抑郁症的，还有助眠、安神的等等。 这让她颇为沮丧，甚至觉得“抑郁症不会好”。“不是说我在治疗了、吃药了就会好起来，药物只能控制病情，让我至少可以睡一个完整的觉。”玟玟说，最重要的是“心态问题”，这是药物无法解决的。不仅如此，长时间的服药让她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忘记吃药后，人就会变得焦虑、难受，发慌发抖，开始眩晕、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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