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 牵手门隐私网暴?有人开始保护贪官
但另一方面，有人开始在网上呼吁，不要再挖了，不要再曝料了。甚至有些媒体都下场了，痛批人们围观“牵手门”是在侵犯隐私权了，指责网友们跟风起哄是缺乏文明素养。
我是反对“网暴”的，但是把网友对“牵手门”这起事件的围观和曝料，轻率地定义为侵犯隐私和“网暴”，总觉得有些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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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隐私权。
隐私权这个东西，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虽然从原始人第一次拾起树叶遮挡自己裸露的身体时，就诞生了隐私保护意识。但是在古代，是没有隐私权这一说的。
第一次提出了“隐私权”这一概念的，是在189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共同写下文章《隐私权》。
此后，又过了近百年，西方一些国家才开始陆续对隐私权进行立法：1970年，法国在《民法典》第9条写入隐私权；1974年，美国制定《隐私权法》；2000年，欧盟在《基本权利宪章》第7条中写入隐私权。
“隐私权”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舶来品。通过《现代汉语词典》对“隐私”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隐私”观念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改变。
在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隐私”解释是“不可告人的坏事”；到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隐私”这一辞条做了修改，解释为“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
到此，“隐私”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中性词。2009年，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出台，隐私权第一次被写到法律里。
正因为“隐私权”是一个新事物，到底该如何界定，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讨论清楚。比如，在德国，隐私权至今都没有立法。每当德国立法机构想要尝试将隐私权写入法律时，就会遭到部分民众和媒体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隐私权写入法律会对新闻自由构成限制。
但是对隐私权的保护，大体来说，有一个常识是大家公认的：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比如，炫富的“@北极鲶鱼”，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大家认为不过是无知、无聊、少女的虚荣心作祟，顶多嗤之以鼻，而当她被曝出，其爷爷是深圳交通局的退休官员，立马便引发众多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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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牵手门”有没有侵犯隐私之前，我想再说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二十一年前（2002年），在陕西，一对新婚夫妻晚上在家看“黄碟”，被人举报。
于是，当地派出所警察上门“扫黄”，搜出3张淫秽光碟，以及电视机、影碟机等“作案工具”。
在这一“扫黄”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的袖子被扯破，另一名民警的手也被抓伤了。
事后，夫妻俩交了1000元罚款，丈夫还在1个月后被以“涉嫌妨害公务”为由被刑事拘留。
这便是着名的“夫妻看黄碟事件”。这起案件在经《华商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以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夫妻在家看黄碟到底违不违法？
“夫妻看黄碟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是：案件撤销，警方给予一次性补偿，当地公安局有关领导向小夫妻俩赔礼道歉，处分有关责任人。
再来说另一起案件：
2013年6月，上海某公司负责人倪某某因为怀疑自己一起案件处理不公，遂长期跟踪偷拍某法官。后在一度假村，倪某某以自己在度假村消费时丢失了物品为由，要求调取相关监控录像，最终拷走了视频。
2013年8月1日，倪某某通过网络公布视频，举报上海高院多名官员接受吃请、去夜总会娱乐，并集体招嫖。
这便是着名“上海法官嫖娼案”。涉事的上海高院4名法官被严肃处理，其中3人被开除党籍、提请开除公职；1人留党察看、提请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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