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 谁再爱我一次 当爸爸妈妈变成恶魔
第一次见小龙时，许如金根本不敢相信，那个10岁孩子身上的伤，真的是由他母亲造成的。
那些伤口有的已经结痂，有的只余下去不掉的印记，还有的仍然在渗血。或新或旧的伤口摞在了一起，许如金试着在小龙身上找了找，没有伤的地方，还不到一个巴掌大。
最让她揪心的，是小龙头上的伤，看着似乎是用各式各样尖锐利器造成的。她留意到小龙的耳朵，一处耳骨被剪子剪豁了一块。
“他妈妈说，是别人打的，总有人欺负小龙，我当时真的信了。”许如金苦笑，“但我们之后走访了村委会、周围的邻居，还有她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说，就是她自己打的，没有别人。她哥哥一见到我们就说，再不把她抓起来，小龙迟早会被打死。”
那是一个单亲家庭，小龙的父亲早早就不知所踪。他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他，母子俩住在一个破败的小屋中，家徒四壁，锅碗搁在地上。墙角还搁着一块木板，小龙睡在那上面。
“她把对生活的不如意，都发泄在了孩子的身上。”许如金说。
当地的政府部门和救助机构，开始给这个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募集捐款。从村委会到派出所到妇联，一个接一个劝这位母亲，别再打小龙了。她口头答应，书面答应，但即使是签了保证书，也没能阻止她拿起火钳打向儿子的手。
许如金开始考虑，必须把这个孩子，从他母亲的手里救出来。沉睡着的剥夺监护权的条款，第一次被激活了
尽管《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都规定，当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在姚建龙看来，2014年之前，这条法律几乎是“沉睡的”，判例很罕见。
儿童受害事件的新闻，却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底线。社交平台的发展，让更多原本捂着的“家务事”，被翻到了明面儿上。
2013年6月，南京母亲乐燕离家多日，两个女儿在家中饿死，被发现时，已经死去超过两周。在悲剧最终发生之前，两个孩子曾多次得到妇联、派出所的关注和救助，但这些来自外围的帮助，都没能最终挽救她们的生命。
2013年5月，贵州金沙县石场乡构皮村11岁女孩小丽被虐案件曝光，小丽被亲生父亲虐待长达5年，“开水烫头、鱼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指”。对小丽的遭遇，村里人几乎都知道，在曝光之前，被视作“家务事”，“不好管”。
“有一些人，并不会因为做了父母就变好，必须得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坏人，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儿童救助机构“小希望”创始人陈岚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陈岚长期关注类似的案件。有小女孩被父亲绑在树上，打了一天，打死了。有双胞胎婴儿，被怀疑患有先天的重症，亲生父亲和爷爷把他们抱到河边，直接丢下去，淹死了。“这种谋杀太残酷了，但法官往往会认为，这样的谋杀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较轻，作出从轻判决。”
2014年7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法院对小龙的案子作出了判决，撤销小龙母亲的监护人资格。对这个案子，陈岚的评价是：“沉睡着的剥夺监护权的条款，第一次被激活了。”
小龙的监护权被交给了当地村委会，不久之后，他被安排住进了民政部门主管的莆田SOS儿童村。他有了一张真正的床，上面铺着蓝色的卡通床单，床头摆着玩具。他有了儿童村聘请的“代养妈妈”。来到儿童村的时候，这个10岁的孩子，甚至不会上厕所，吃饭用手抓，更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沟通。
当时作出判决的法官，曾对儿童村村长说：“如果没有儿童村承诺愿意收下他，我这一槌子绝对不敢敲下来。”
这一槌开始作为典型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发布。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并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2015年2月，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撤销一名11岁女孩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2016年8月，湖南常德市救助站成为一名4岁孩子的监护人，孩子的母亲常年吸毒，对孩子疏于照顾。
“撤销父母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的司法通道被打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的重大进步。”在一篇文章里，姚建龙写道。希望这个案件，能形成一个各个部门有效配合的机制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那些伤口有的已经结痂，有的只余下去不掉的印记，还有的仍然在渗血。或新或旧的伤口摞在了一起，许如金试着在小龙身上找了找，没有伤的地方，还不到一个巴掌大。
最让她揪心的，是小龙头上的伤，看着似乎是用各式各样尖锐利器造成的。她留意到小龙的耳朵，一处耳骨被剪子剪豁了一块。
“他妈妈说，是别人打的，总有人欺负小龙，我当时真的信了。”许如金苦笑，“但我们之后走访了村委会、周围的邻居，还有她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都说，就是她自己打的，没有别人。她哥哥一见到我们就说，再不把她抓起来，小龙迟早会被打死。”
那是一个单亲家庭，小龙的父亲早早就不知所踪。他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他，母子俩住在一个破败的小屋中，家徒四壁，锅碗搁在地上。墙角还搁着一块木板，小龙睡在那上面。
“她把对生活的不如意，都发泄在了孩子的身上。”许如金说。
当地的政府部门和救助机构，开始给这个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募集捐款。从村委会到派出所到妇联，一个接一个劝这位母亲，别再打小龙了。她口头答应，书面答应，但即使是签了保证书，也没能阻止她拿起火钳打向儿子的手。
许如金开始考虑，必须把这个孩子，从他母亲的手里救出来。沉睡着的剥夺监护权的条款，第一次被激活了
尽管《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都规定，当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在姚建龙看来，2014年之前，这条法律几乎是“沉睡的”，判例很罕见。
儿童受害事件的新闻，却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底线。社交平台的发展，让更多原本捂着的“家务事”，被翻到了明面儿上。
2013年6月，南京母亲乐燕离家多日，两个女儿在家中饿死，被发现时，已经死去超过两周。在悲剧最终发生之前，两个孩子曾多次得到妇联、派出所的关注和救助，但这些来自外围的帮助，都没能最终挽救她们的生命。
2013年5月，贵州金沙县石场乡构皮村11岁女孩小丽被虐案件曝光，小丽被亲生父亲虐待长达5年，“开水烫头、鱼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指”。对小丽的遭遇，村里人几乎都知道，在曝光之前，被视作“家务事”，“不好管”。
“有一些人，并不会因为做了父母就变好，必须得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坏人，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儿童救助机构“小希望”创始人陈岚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陈岚长期关注类似的案件。有小女孩被父亲绑在树上，打了一天，打死了。有双胞胎婴儿，被怀疑患有先天的重症，亲生父亲和爷爷把他们抱到河边，直接丢下去，淹死了。“这种谋杀太残酷了，但法官往往会认为，这样的谋杀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较轻，作出从轻判决。”
2014年7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法院对小龙的案子作出了判决，撤销小龙母亲的监护人资格。对这个案子，陈岚的评价是：“沉睡着的剥夺监护权的条款，第一次被激活了。”
小龙的监护权被交给了当地村委会，不久之后，他被安排住进了民政部门主管的莆田SOS儿童村。他有了一张真正的床，上面铺着蓝色的卡通床单，床头摆着玩具。他有了儿童村聘请的“代养妈妈”。来到儿童村的时候，这个10岁的孩子，甚至不会上厕所，吃饭用手抓，更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沟通。
当时作出判决的法官，曾对儿童村村长说：“如果没有儿童村承诺愿意收下他，我这一槌子绝对不敢敲下来。”
这一槌开始作为典型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发布。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并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2015年2月，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撤销一名11岁女孩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2016年8月，湖南常德市救助站成为一名4岁孩子的监护人，孩子的母亲常年吸毒，对孩子疏于照顾。
“撤销父母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的司法通道被打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治的重大进步。”在一篇文章里，姚建龙写道。希望这个案件，能形成一个各个部门有效配合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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