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意識形態收緊 中國電影館要求中共黨員才能應聘(圖)
中國電影館要求中共黨員才能應聘 “奴才用著才放心？” https://t.co/nLlawbrnQP—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March 11, 2024
中國電影資料館的招聘信息要求部分崗位壹定要是中共黨員才符合資格，被網友調侃：“奴才用著才放心？”分析人士說，這跟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與言論自由整體收緊有關，除了會讓學子們更有動機去在學校修習有關“馬克思思想”或者是“習思想”方面的課程，長期僵化的體制也會扼殺自由創作的能量，對中國電影文化發展和人才培養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電影資料館2024年度的公開招聘顯示，在基建工程管理、軟件開發溝通、活動策劃聯絡及影院統籌運營、檔案管理、學術期刊編輯等崗位，對於“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必須是“中共黨員”。
有網友調侃：“這相當於中國電影行業正式宣告結束，以後拍的都是共產黨宣傳片”、“奴才用著才放心”；也有人說：“這何嘗不是壹種就業歧視”、“不入黨確實影響就業了”等。
分析人士說，對民主國家而言，要求是中共黨員才能做電影活動策劃等崗位或許很難想象，但中國電影資料館其實是隸屬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的壹個直屬事業單位，所以招聘要求必須具備共產黨員的資格，只能說是不意外。
意識形態收緊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員陳穎萱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中國電影資料館的“電影技術研發”這項職缺在2023年時曾經要求要具備中共黨員資格，但2024年的招聘並沒有。相反地，“檔案管理”的崗位在2021跟2022年都沒有限於中共黨員，但自2023年開始就要求必須是中共黨員，今年也不例外。所以，從招聘條件來看，陳穎萱推估中宣部及其轄下的中國電影館在用人方面有3個可能。
她說，首先，這些職缺是中宣部各單位提報用人需求，由各單位的主官批示，所以是否需要具備黨員身份，可能跟招聘單位的主官偏好有關，也跟這個職位好不好找人有關。
其次，這個招聘單位可能本來就有針對的人選，也就是這個職缺可能是因人而設立的，所以用人單位會引導根據要聘用的個人條件來設立門檻。
陳穎萱說：“最後的話，其實我從整體觀察來看，中宣部在征才對政治傾向要求是逐年變嚴格的，其實跟官方的意識形態跟言論自由整體收緊也有關系。”
陳穎萱表示，在中國，若具有共產黨員或是共青團員的身份，將可以增加就業競爭力，在學生同儕中是壹個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這幾年有更明顯的趨勢，特別是畢業生面臨就業難，內卷激烈，所以當政府編制內、比較穩定的職缺有要求必須具備中共黨員身份的時候，學子們就更有動機在學校修習有關於政治課程方面的“馬克思思想”，或者是所謂的“習思想”。
排擠並僵化
她表示，但這可能會對中國電影文化產業產生壹個排擠效應，因為很多希望可以拍出好電影、對電影產業有理想的人，可能因為身份限制而無法進到體制內工作，而在政府體制內工作的人或許比較功利地想去追求壹份穩定的工作，但不見得對電影產業有什麼理想。
陳穎萱說：“那這個體制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僵化，這對長期的中國電影文化發展和人才培養是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台灣電影工作者小愛對美國之音說，她覺得，首先要先界定什麼是“中國電影”，因為中國電影的本身，它在國際上被看到、真地可以稱之為是電影的東西，和現在中國政府介入要做出來的內容，那種官方想像的中國電影，是兩件事情。
她說，在世界電影上面，有少數固定的壹批人是不會去理會黨要做什麼的，他們的心裡已經有准備要拍的東西，他們的市場也不在中國，也知道片子在中國不會上映，甚至會被禁拍，比如婁燁導演2006年出品的《頤和園》，因為涉及“六肆天安門事件”等禁忌而被封殺，就是很明顯的案例，“但他還是照樣拍片，照樣在外面參展，就是他不會管你，但是應該是說，這樣子的人會越來越少。”
政治宣傳
她認為，中國電影館對中共黨員身份的要求，是希望招來的這些人“思想純正”，他們有技術或是學術上的專業，可以為出產的內容把關，以確保呈現出來的東西百分之百對黨有利，好對外展現出壹個正面、厲害的大國的形象，說穿了就是用黨員身份的限制來把它變成是壹個政治宣傳戰的手段。
小愛認為，在中共言論控制的情況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洗腦教育，讓中國電影變成空有技術而欠缺自由發揮的創作內容，在市場上比較沒有競爭力。
中國官媒新華社曾報道，中國主旋律電影拼出“中國速度”， 屢屢創下業內奇跡，比如幾年前的《決勝時刻》拍攝周期只有81天；大制作的戰爭片《金剛川》只拍攝3個多月就上映；《中國機長》則用3個多月就搭建出壹架飛機。
新華網並說，中國“主旋律”電影近10年來的票房翻了近20倍，“點燃觀眾的家國情懷，成為中國內地院線的主力軍”。所謂主旋律電影泛指教育觀眾愛黨愛國，紀念革命先烈，或是反對資本主義等題材的電影。按照中國官媒的說法，是“弘揚主流價值觀，傳遞正能量”。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陳穎萱表示，中國電影壹直是中共政治宣傳的手段之壹，而“主旋律”題材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變化。
北京壹家商場外的壹幅“長津湖”電影海報。（2021年10月11日）
題材變化
她表示，最具代表性的“主旋律”電影就是《戰狼》以及《長津湖》所塑造出的精悍、強壯的愛國英雄的形象，這種軍事題材大概從中共建國壹直到2017、2018年的《戰狼2》、《紅海行動》時最為盛行，主要在宣揚家國情懷跟民族主義。
她說，2019年開始，中國主旋律電影的數量達到新高峰，壹年達42部，題材也開始變得更多，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開始將視角從家國情懷與民族英雄轉到壹些平凡小人物身上，此時的政治宣傳是透過喜劇的敘事手法來宣傳當時政府最重視的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的時代主題。之後，又有像《中國機長》等各種類型的電影出現。
陳穎萱表示，這些富含政治宣傳的電影之所以可以變成片商的財富密碼，就是因為透過政府的支持，包括資金優待、檔期優惠、官媒協助宣傳曝光，以及有很多機關單位會包場、上課，所以從投資方的角度來說，拍攝這些主旋律電影是壹項穩賺不賠的生意，所以他們也非常樂於去拍攝合乎中共意識形態、替當局做政治宣傳的電影題材。
壹名女子在電視劇《繁花》劇照前留影。（2024年1月7日）
現實與浪漫主義當道
不過，陳穎萱表示，在大家都想要靠主旋律電影賺錢的公式下，造成了中國觀眾審美疲勞，特別是之後中國經濟、就業各種低迷，讓中國民眾已經對這種愛黨、愛國、宏大敘事的電影感到彈性疲乏。所以現在中國電影的主流市場偏好從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去重塑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壹個歷史，比如最近王家衛執導的《繁花》，講述90年代的上海，其中由唐嫣飾演的汪明洙，其實隱喻的就是“東方明珠”，呈現在中國政府的決策程序下，上海成為整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
陳穎萱說：“所以其實電影跟政治宣傳之間，它是有壹個脈絡的，就是從軍事的家國情懷，到後面談論的是壹些鄉村振興、脫貧攻堅這些時代主題，然後最後是去重塑中國民眾對於歷史的記憶。所以，電影跟政治宣傳在中國來說是壹個密不可分的關系。”
陳穎萱說，現在中國電影的市場主流還喜歡將喜劇去結合壹些現實主義，或是有壹些幻想題材，像今年春節期間，賈玲執導的《熱辣滾燙》，還有韓寒的《飛馳人生2》，都有非常好的票房。也就是說，現在的主旋律電影希望能去轉化成符合當代的審美價值觀，但電影裡的每個地方都要盡可能包裹官方希望觀眾去意識到、或去想像的東西。
相反的例子好比電影《隱入煙塵》，或者是網易拍攝的紀錄片《如此打工30年》。她說，雖然這些電影也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紀錄中國底層勞動人民的真實面貌，但民眾的就業困難和農村的生活貧困並不符合北京希望讓民眾認識到的中國，以致影片上架不久就遭到封禁。
限縮創意
中國紀錄片導演阿文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電影資料館對黨員身份的限制，將限縮最需要創意的電影行業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壓制人們精神生長的空間，其實對整個民族發展是不利的。
不過，他也無奈表示：“這個國家就是壹黨專政，這是壹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就是這麼壹個處境，也是壹個現實。”
他表示，盡管有的導演選擇在國際影展上投片子，能夠讓世界看得到，但他們最深層、本質的渴望還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放映，以回應最深切的社會關懷與責任。但中共的體制扼殺了導演講故事的方式跟創意能量，沒有辦法將人民生活的那種很紙醉金迷或活色生香的場面給拍出來，“因為那個就是官方最深層焦慮、最忌諱的東西”。
但阿文說，紀錄片是他生命的支撐，盡管現在拍片不易，出門都要報備，但他絕對不會輕易放下攝影機。現在他就用以前拍攝的素材，重新剪成壹支支全新的片子，仍舊期待有壹天能夠在內地放映。他說，中國有壹大批像他壹樣的紀錄片導演，“你不得不承認你無法發聲，但生活在繼續，你必須走下去 ！”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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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資料館的招聘信息要求部分崗位壹定要是中共黨員才符合資格，被網友調侃：“奴才用著才放心？”分析人士說，這跟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與言論自由整體收緊有關，除了會讓學子們更有動機去在學校修習有關“馬克思思想”或者是“習思想”方面的課程，長期僵化的體制也會扼殺自由創作的能量，對中國電影文化發展和人才培養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電影資料館2024年度的公開招聘顯示，在基建工程管理、軟件開發溝通、活動策劃聯絡及影院統籌運營、檔案管理、學術期刊編輯等崗位，對於“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必須是“中共黨員”。
有網友調侃：“這相當於中國電影行業正式宣告結束，以後拍的都是共產黨宣傳片”、“奴才用著才放心”；也有人說：“這何嘗不是壹種就業歧視”、“不入黨確實影響就業了”等。
分析人士說，對民主國家而言，要求是中共黨員才能做電影活動策劃等崗位或許很難想象，但中國電影資料館其實是隸屬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的壹個直屬事業單位，所以招聘要求必須具備共產黨員的資格，只能說是不意外。
意識形態收緊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員陳穎萱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中國電影資料館的“電影技術研發”這項職缺在2023年時曾經要求要具備中共黨員資格，但2024年的招聘並沒有。相反地，“檔案管理”的崗位在2021跟2022年都沒有限於中共黨員，但自2023年開始就要求必須是中共黨員，今年也不例外。所以，從招聘條件來看，陳穎萱推估中宣部及其轄下的中國電影館在用人方面有3個可能。
她說，首先，這些職缺是中宣部各單位提報用人需求，由各單位的主官批示，所以是否需要具備黨員身份，可能跟招聘單位的主官偏好有關，也跟這個職位好不好找人有關。
其次，這個招聘單位可能本來就有針對的人選，也就是這個職缺可能是因人而設立的，所以用人單位會引導根據要聘用的個人條件來設立門檻。
陳穎萱說：“最後的話，其實我從整體觀察來看，中宣部在征才對政治傾向要求是逐年變嚴格的，其實跟官方的意識形態跟言論自由整體收緊也有關系。”
陳穎萱表示，在中國，若具有共產黨員或是共青團員的身份，將可以增加就業競爭力，在學生同儕中是壹個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這幾年有更明顯的趨勢，特別是畢業生面臨就業難，內卷激烈，所以當政府編制內、比較穩定的職缺有要求必須具備中共黨員身份的時候，學子們就更有動機在學校修習有關於政治課程方面的“馬克思思想”，或者是所謂的“習思想”。
排擠並僵化
她表示，但這可能會對中國電影文化產業產生壹個排擠效應，因為很多希望可以拍出好電影、對電影產業有理想的人，可能因為身份限制而無法進到體制內工作，而在政府體制內工作的人或許比較功利地想去追求壹份穩定的工作，但不見得對電影產業有什麼理想。
陳穎萱說：“那這個體制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僵化，這對長期的中國電影文化發展和人才培養是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台灣電影工作者小愛對美國之音說，她覺得，首先要先界定什麼是“中國電影”，因為中國電影的本身，它在國際上被看到、真地可以稱之為是電影的東西，和現在中國政府介入要做出來的內容，那種官方想像的中國電影，是兩件事情。
她說，在世界電影上面，有少數固定的壹批人是不會去理會黨要做什麼的，他們的心裡已經有准備要拍的東西，他們的市場也不在中國，也知道片子在中國不會上映，甚至會被禁拍，比如婁燁導演2006年出品的《頤和園》，因為涉及“六肆天安門事件”等禁忌而被封殺，就是很明顯的案例，“但他還是照樣拍片，照樣在外面參展，就是他不會管你，但是應該是說，這樣子的人會越來越少。”
政治宣傳
她認為，中國電影館對中共黨員身份的要求，是希望招來的這些人“思想純正”，他們有技術或是學術上的專業，可以為出產的內容把關，以確保呈現出來的東西百分之百對黨有利，好對外展現出壹個正面、厲害的大國的形象，說穿了就是用黨員身份的限制來把它變成是壹個政治宣傳戰的手段。
小愛認為，在中共言論控制的情況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洗腦教育，讓中國電影變成空有技術而欠缺自由發揮的創作內容，在市場上比較沒有競爭力。
中國官媒新華社曾報道，中國主旋律電影拼出“中國速度”， 屢屢創下業內奇跡，比如幾年前的《決勝時刻》拍攝周期只有81天；大制作的戰爭片《金剛川》只拍攝3個多月就上映；《中國機長》則用3個多月就搭建出壹架飛機。
新華網並說，中國“主旋律”電影近10年來的票房翻了近20倍，“點燃觀眾的家國情懷，成為中國內地院線的主力軍”。所謂主旋律電影泛指教育觀眾愛黨愛國，紀念革命先烈，或是反對資本主義等題材的電影。按照中國官媒的說法，是“弘揚主流價值觀，傳遞正能量”。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陳穎萱表示，中國電影壹直是中共政治宣傳的手段之壹，而“主旋律”題材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變化。
北京壹家商場外的壹幅“長津湖”電影海報。（2021年10月11日）
題材變化
她表示，最具代表性的“主旋律”電影就是《戰狼》以及《長津湖》所塑造出的精悍、強壯的愛國英雄的形象，這種軍事題材大概從中共建國壹直到2017、2018年的《戰狼2》、《紅海行動》時最為盛行，主要在宣揚家國情懷跟民族主義。
她說，2019年開始，中國主旋律電影的數量達到新高峰，壹年達42部，題材也開始變得更多，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開始將視角從家國情懷與民族英雄轉到壹些平凡小人物身上，此時的政治宣傳是透過喜劇的敘事手法來宣傳當時政府最重視的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的時代主題。之後，又有像《中國機長》等各種類型的電影出現。
陳穎萱表示，這些富含政治宣傳的電影之所以可以變成片商的財富密碼，就是因為透過政府的支持，包括資金優待、檔期優惠、官媒協助宣傳曝光，以及有很多機關單位會包場、上課，所以從投資方的角度來說，拍攝這些主旋律電影是壹項穩賺不賠的生意，所以他們也非常樂於去拍攝合乎中共意識形態、替當局做政治宣傳的電影題材。
壹名女子在電視劇《繁花》劇照前留影。（2024年1月7日）
現實與浪漫主義當道
不過，陳穎萱表示，在大家都想要靠主旋律電影賺錢的公式下，造成了中國觀眾審美疲勞，特別是之後中國經濟、就業各種低迷，讓中國民眾已經對這種愛黨、愛國、宏大敘事的電影感到彈性疲乏。所以現在中國電影的主流市場偏好從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去重塑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壹個歷史，比如最近王家衛執導的《繁花》，講述90年代的上海，其中由唐嫣飾演的汪明洙，其實隱喻的就是“東方明珠”，呈現在中國政府的決策程序下，上海成為整個改革開放的領頭羊。
陳穎萱說：“所以其實電影跟政治宣傳之間，它是有壹個脈絡的，就是從軍事的家國情懷，到後面談論的是壹些鄉村振興、脫貧攻堅這些時代主題，然後最後是去重塑中國民眾對於歷史的記憶。所以，電影跟政治宣傳在中國來說是壹個密不可分的關系。”
陳穎萱說，現在中國電影的市場主流還喜歡將喜劇去結合壹些現實主義，或是有壹些幻想題材，像今年春節期間，賈玲執導的《熱辣滾燙》，還有韓寒的《飛馳人生2》，都有非常好的票房。也就是說，現在的主旋律電影希望能去轉化成符合當代的審美價值觀，但電影裡的每個地方都要盡可能包裹官方希望觀眾去意識到、或去想像的東西。
相反的例子好比電影《隱入煙塵》，或者是網易拍攝的紀錄片《如此打工30年》。她說，雖然這些電影也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紀錄中國底層勞動人民的真實面貌，但民眾的就業困難和農村的生活貧困並不符合北京希望讓民眾認識到的中國，以致影片上架不久就遭到封禁。
限縮創意
中國紀錄片導演阿文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電影資料館對黨員身份的限制，將限縮最需要創意的電影行業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壓制人們精神生長的空間，其實對整個民族發展是不利的。
不過，他也無奈表示：“這個國家就是壹黨專政，這是壹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就是這麼壹個處境，也是壹個現實。”
他表示，盡管有的導演選擇在國際影展上投片子，能夠讓世界看得到，但他們最深層、本質的渴望還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放映，以回應最深切的社會關懷與責任。但中共的體制扼殺了導演講故事的方式跟創意能量，沒有辦法將人民生活的那種很紙醉金迷或活色生香的場面給拍出來，“因為那個就是官方最深層焦慮、最忌諱的東西”。
但阿文說，紀錄片是他生命的支撐，盡管現在拍片不易，出門都要報備，但他絕對不會輕易放下攝影機。現在他就用以前拍攝的素材，重新剪成壹支支全新的片子，仍舊期待有壹天能夠在內地放映。他說，中國有壹大批像他壹樣的紀錄片導演，“你不得不承認你無法發聲，但生活在繼續，你必須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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