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卷的美國學術界,埋沒了多少年輕人,還有...
壹項研究把人口模型用在了學術界就業上，發現2011年的學術就業市場的R0值達到了7.8，也就是說，壹個終身教職序列教授平均會帶出7.8個學生，但只會空出壹個職位，平均下來只有12.3%的學生能得到學術職位。具體到STEM領域，只有 17% 的STEM專業博士在畢業後 3 年內找到了終身教職序列的崗位[17]。
過強的競爭，帶來了明顯的分層。2010到2020年，得到終身教職序列職位的研究人員出身的學校高度集中。從總體上看，前20%的高校輸送的學生，占據了80%的終身教職序列職位。
其中最有名的伍所學校：加州(专题)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和斯坦福大學，占據了差不多八分之壹的職位。而且出身弱勢學校的博士，大部分都流向了更弱勢的學校，能逆勢去名校教書的比例很低[18]。
大部分年輕的科學家職業生涯要從博士後開始。博士後通常是通過教授獲得的科研基金聘用的，因此他們只負責壹件事：創造有價值的成果。對博士後來說，發表等於資助等於就業。於是壹群30到40歲之間拖家帶口，拿著平均不到4萬美元的年薪，把科研最寶貴的時間用在完成導師的項目上，成為實驗室裡的工蜂[19]。
有部分PI對這樣辛苦的博士後還不滿意，他們選擇從外國招聘廉價博士後，利用簽證續簽逼他們接受苛刻的工作環境。“他給我們承諾工資的百分之壹”“外國博士後睡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 100 多個小時。”相比科學家，可能用奴隸販子來稱呼這些實驗室老板更為恰當[20]。
卷夠了的年輕人，正在大批的逃離學術界。從上世紀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美國獲得生命科學博士學位的畢業生，獲得與學術界工作的比例都占40%到50%，去業界工作的的只有20%到30%。但到了2019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對調，去業界的比例占到40%以上。
生物醫學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進入產業界後，起薪中位數預計在 10.5 萬美元。與此相比，博士後的起薪中位數只有 5.3 萬美元。而且生物醫學行業還在蓬勃發展，2012 年制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年度風險投資金額約為 50 億美元，而到了 2021 年這壹數量增長到了 380 億美元。與之相比，學術界只剩理想這壹塊遮羞布了。
博士畢業生是支撐學術就業市場的基礎，大批博士生轉向業界，很多實驗室立刻感到了招聘博士生的困難。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建立實驗室薩拉·扎卡拉（Sara Zaccara）就發現，她壹個合適的博士後也招不到，實際上連她自己的博士同學也都進入了產業界，進入學術界的她反而像壹個異類[21]。
或許離開是更好的選擇，卡裡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受到多年冷遇後，去了德國BioNTech公司工作，後來在新冠疫情期間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在那裡沒有拒絕資助她的官方機構，沒有對她翻白眼的學生，沒有拿綠卡談條件的行政部門，有的只是自己的研究。這樣的環境，可能才是學術界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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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過強的競爭，帶來了明顯的分層。2010到2020年，得到終身教職序列職位的研究人員出身的學校高度集中。從總體上看，前20%的高校輸送的學生，占據了80%的終身教職序列職位。
其中最有名的伍所學校：加州(专题)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和斯坦福大學，占據了差不多八分之壹的職位。而且出身弱勢學校的博士，大部分都流向了更弱勢的學校，能逆勢去名校教書的比例很低[18]。
大部分年輕的科學家職業生涯要從博士後開始。博士後通常是通過教授獲得的科研基金聘用的，因此他們只負責壹件事：創造有價值的成果。對博士後來說，發表等於資助等於就業。於是壹群30到40歲之間拖家帶口，拿著平均不到4萬美元的年薪，把科研最寶貴的時間用在完成導師的項目上，成為實驗室裡的工蜂[19]。
有部分PI對這樣辛苦的博士後還不滿意，他們選擇從外國招聘廉價博士後，利用簽證續簽逼他們接受苛刻的工作環境。“他給我們承諾工資的百分之壹”“外國博士後睡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 100 多個小時。”相比科學家，可能用奴隸販子來稱呼這些實驗室老板更為恰當[20]。
卷夠了的年輕人，正在大批的逃離學術界。從上世紀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美國獲得生命科學博士學位的畢業生，獲得與學術界工作的比例都占40%到50%，去業界工作的的只有20%到30%。但到了2019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對調，去業界的比例占到40%以上。
生物醫學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進入產業界後，起薪中位數預計在 10.5 萬美元。與此相比，博士後的起薪中位數只有 5.3 萬美元。而且生物醫學行業還在蓬勃發展，2012 年制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年度風險投資金額約為 50 億美元，而到了 2021 年這壹數量增長到了 380 億美元。與之相比，學術界只剩理想這壹塊遮羞布了。
博士畢業生是支撐學術就業市場的基礎，大批博士生轉向業界，很多實驗室立刻感到了招聘博士生的困難。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建立實驗室薩拉·扎卡拉（Sara Zaccara）就發現，她壹個合適的博士後也招不到，實際上連她自己的博士同學也都進入了產業界，進入學術界的她反而像壹個異類[21]。
或許離開是更好的選擇，卡裡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受到多年冷遇後，去了德國BioNTech公司工作，後來在新冠疫情期間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在那裡沒有拒絕資助她的官方機構，沒有對她翻白眼的學生，沒有拿綠卡談條件的行政部門，有的只是自己的研究。這樣的環境，可能才是學術界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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