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卷的美國學術界,埋沒了多少年輕人,還有...
從高處滑落和從來沒有獲得過機會，很難說哪種經歷更糟。
今年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獲得者之壹的卡裡科，從未獲得過終身教職。不僅如此，她根本不在終身教職的序列中，屬於非終身教職序列(Non- Tenure Track)教職員工，甚至沒有參與非升既走競爭的機會。
在美國，非終身制教職正在迅速取代傳統的終身制教職，成為高校教師隊伍的主流。根據美國教育部數據，目前全美高校教師中71%為非終身制教職員工，其中兼職教職員工占51%，全職員工占20%。零工經濟早已占領了高等教育行業。
70年代，終身教職的比例還能占到40%左右。但90年代以來，隨著大學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本科生入學人數從 1995 年的 1220 萬人增加到 2011 年的峰值 1810 萬人。大學需要額外雇用數拾萬名教職人員。
高校本可以保持終身教職與非終身教職的比例大致相同，利用新的學費收入來創造更多的終身教職職位。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臨時教職人員的數量增加了壹倍多，達到 110 萬人。相比之下，終身教授和終身教授的數量僅增加了 9.6%，達到 436,000 人。學費沒有用在提高教師待遇上，只是養肥了校方[11]。
終身還是非終身，全職還是兼職，為高校中的教職員工劃出了分明的等級，各個等級之間是難以逾越的高牆。終身教職序列的員工是校方認可的潛力股，多少會得到校方的支持。而那些非終身教職序列的員工大多只能靠申請到的經費來勉強維持自己的研究，壹旦沒有經費就面臨著走人的風險，很難長期投入壹個科學項目。
最底層的是兼職教師，他們過著的是這樣的生活：下課後學生回到宿舍，老師則是回到自己的車裡，匆匆吃上壹個芝士漢堡，然後開車去另壹個城市上壹門完全不同的課。如果考慮課前的准備和課後批改作業的時間，他們的時薪勉強夠到最低工資標准。
在薪酬方面，全職非終身制教員的平均工資仍比終身制教員低10%，兼職教員的平均工資則低60%。學校也缺乏清晰的非終身制教員加薪政策，導致他們的收入增長不穩定。另外，移民(专题)、少數族裔和女性占非終身制教員的比例，相比終身制教員明顯偏多。
就業穩定性方面，64%的全職非終身制教員都只有壹年的短合同，大環境壹旦變化，先遭到解雇的往往是非終身教員。非終身制教員還經常承擔超出教學任務的學術工作，比如課程改編、學生支持等工作，但拿不到相應的補助[12]。
卡裡科的情況好壹點，至少合同時間比較長。但她也受足了刁難和歧視，她在自傳裡提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很多學生都對我翻白眼——對我那些似乎與他們職業理想並不直接相關的文章，對我在實驗室裡對精確度的要求，對我是壹名非終身教職的教師這個事實[13]。”
新冠疫情成就了卡裡科，mRNA技術在疫情期間壹戰成名。但在疫情的叁年裡，更多和她境遇相似的科學家失去了機會。疫情期間，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壹份報告發現，20%的受訪機構終止或沒有續聘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很難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被埋沒的“卡裡科”。
卷不動的年輕人
從諾獎得主到功成名就的PI，再到掙扎在繁重工作中的兼職教職員工，沒有人能逃過學術界無處不在的競爭。不用說做原創的、有風險的研究，僅僅是維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都要耗盡心思。但其中承受壓力最多的，還是最底層、最沒有權力的年輕人。
“在我那個年代，博士後論文為零也能獲得教職，就像我的情況壹樣；但現在，成功應聘者的簡歷看起來就像舊時代新晉正教授的簡歷。”這是諾獎得主霍爾2008年對學術招聘市場的評價，到了現在，學術職位競爭的激烈程度只會更誇張。
壹項研究顯示，在2013年申請“初級研究員”崗位的演化生物學家，比2005年申請同壹崗位的科學家發表量幾乎多了壹倍。同壹項研究還發現，科學家從首次發表到被聘正式為教職的時間，也從平均3年左右增加到了8年左右[14]。
在美國的大學招生論壇collegeconfidential上。壹位家長分享了壹個具體的例子。壹位麻省理工本科，2013年哈佛博士畢業的研究人員，曾經在Science 和 Cell 上都發表過文章。但她畢業後做過兩次博士後，擔任過叁個不同的兼職教授，直到肆年後才找到壹個正式的教職[15]。
這僅僅是為了爭取壹個不穩定的、到期可能不會續聘的教職，至於終身教職序列的職位就更是可望不可及。
年輕人還趕上了最不願意退休的壹波老教授。因為1994年美國取消了終身教職教授70歲強制退休的規定，導致越來越多的老教授占著職位不放。從1995年到2010年，教師隊伍的平均年齡高了兩年半，據估計，如果大學退休年齡沒有發生變化，招聘率將會增加約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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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今年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獲得者之壹的卡裡科，從未獲得過終身教職。不僅如此，她根本不在終身教職的序列中，屬於非終身教職序列(Non- Tenure Track)教職員工，甚至沒有參與非升既走競爭的機會。
在美國，非終身制教職正在迅速取代傳統的終身制教職，成為高校教師隊伍的主流。根據美國教育部數據，目前全美高校教師中71%為非終身制教職員工，其中兼職教職員工占51%，全職員工占20%。零工經濟早已占領了高等教育行業。
70年代，終身教職的比例還能占到40%左右。但90年代以來，隨著大學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本科生入學人數從 1995 年的 1220 萬人增加到 2011 年的峰值 1810 萬人。大學需要額外雇用數拾萬名教職人員。
高校本可以保持終身教職與非終身教職的比例大致相同，利用新的學費收入來創造更多的終身教職職位。但事實並非如此。相反，臨時教職人員的數量增加了壹倍多，達到 110 萬人。相比之下，終身教授和終身教授的數量僅增加了 9.6%，達到 436,000 人。學費沒有用在提高教師待遇上，只是養肥了校方[11]。
終身還是非終身，全職還是兼職，為高校中的教職員工劃出了分明的等級，各個等級之間是難以逾越的高牆。終身教職序列的員工是校方認可的潛力股，多少會得到校方的支持。而那些非終身教職序列的員工大多只能靠申請到的經費來勉強維持自己的研究，壹旦沒有經費就面臨著走人的風險，很難長期投入壹個科學項目。
最底層的是兼職教師，他們過著的是這樣的生活：下課後學生回到宿舍，老師則是回到自己的車裡，匆匆吃上壹個芝士漢堡，然後開車去另壹個城市上壹門完全不同的課。如果考慮課前的准備和課後批改作業的時間，他們的時薪勉強夠到最低工資標准。
在薪酬方面，全職非終身制教員的平均工資仍比終身制教員低10%，兼職教員的平均工資則低60%。學校也缺乏清晰的非終身制教員加薪政策，導致他們的收入增長不穩定。另外，移民(专题)、少數族裔和女性占非終身制教員的比例，相比終身制教員明顯偏多。
就業穩定性方面，64%的全職非終身制教員都只有壹年的短合同，大環境壹旦變化，先遭到解雇的往往是非終身教員。非終身制教員還經常承擔超出教學任務的學術工作，比如課程改編、學生支持等工作，但拿不到相應的補助[12]。
卡裡科的情況好壹點，至少合同時間比較長。但她也受足了刁難和歧視，她在自傳裡提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很多學生都對我翻白眼——對我那些似乎與他們職業理想並不直接相關的文章，對我在實驗室裡對精確度的要求，對我是壹名非終身教職的教師這個事實[13]。”
新冠疫情成就了卡裡科，mRNA技術在疫情期間壹戰成名。但在疫情的叁年裡，更多和她境遇相似的科學家失去了機會。疫情期間，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壹份報告發現，20%的受訪機構終止或沒有續聘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很難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被埋沒的“卡裡科”。
卷不動的年輕人
從諾獎得主到功成名就的PI，再到掙扎在繁重工作中的兼職教職員工，沒有人能逃過學術界無處不在的競爭。不用說做原創的、有風險的研究，僅僅是維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都要耗盡心思。但其中承受壓力最多的，還是最底層、最沒有權力的年輕人。
“在我那個年代，博士後論文為零也能獲得教職，就像我的情況壹樣；但現在，成功應聘者的簡歷看起來就像舊時代新晉正教授的簡歷。”這是諾獎得主霍爾2008年對學術招聘市場的評價，到了現在，學術職位競爭的激烈程度只會更誇張。
壹項研究顯示，在2013年申請“初級研究員”崗位的演化生物學家，比2005年申請同壹崗位的科學家發表量幾乎多了壹倍。同壹項研究還發現，科學家從首次發表到被聘正式為教職的時間，也從平均3年左右增加到了8年左右[14]。
在美國的大學招生論壇collegeconfidential上。壹位家長分享了壹個具體的例子。壹位麻省理工本科，2013年哈佛博士畢業的研究人員，曾經在Science 和 Cell 上都發表過文章。但她畢業後做過兩次博士後，擔任過叁個不同的兼職教授，直到肆年後才找到壹個正式的教職[15]。
這僅僅是為了爭取壹個不穩定的、到期可能不會續聘的教職，至於終身教職序列的職位就更是可望不可及。
年輕人還趕上了最不願意退休的壹波老教授。因為1994年美國取消了終身教職教授70歲強制退休的規定，導致越來越多的老教授占著職位不放。從1995年到2010年，教師隊伍的平均年齡高了兩年半，據估計，如果大學退休年齡沒有發生變化，招聘率將會增加約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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