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卷的美國學術界,埋沒了多少年輕人,還有...
泡沫終歸有破裂的壹天。2005年後，NIH資助增長陷入停滯。考慮到通貨膨脹，2017年的經費比2003年要下降接近20%。NIH項目申請的成功率曾經常年穩定在30%左右，但2006年後暴跌至15%[5]。
但此時，科研的風險已經從校方轉移給了科學家，泡沫破滅後，依賴項目資助提供工資的PI們生存變得艱難。擴張實驗室帶來的管理費用暴漲，更是進壹步減少了項目資助的意願。
高校對教職員工的評價標准變得圍著經費轉，只看資助機構的“自然選擇”，拿到資助才能獲得終身教職。即使生產力足夠好，發文比同事都多，如果拉不來資金只能用學校的錢，那也只能被學校看作負資產，被評價為科研不活躍從而失去評選終身教職的機會。
資助機構不僅錢少了，眼光也日趨保守。對33篇發表於1958 年至1998年間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論文資助來源的調查顯示，這些論文接近壹半都有NIH的資助，NIH對這類論文的資助比率是普通論文的2到6倍。可以說，當時NIH的資助是美國學術創新的支撐者之壹[6]。
但如今的NIH更喜歡資助那些成熟，風險小的想法。對2010年至2016年資助內容的研究發現，NIH更愛資助那些基於學界7到10年想法的研究，不願意資助那些基於最新想法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還沒有這個區別，基於新想法和成熟想法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資助比例[7]。
資助更多集中在了年齡更大的PI手中。從1980年到2008年，首次獲得NIH資助的生物或醫學研究人員平均年齡從36歲增長到42歲。可統計數據顯示，諾貝爾獎生物醫學獎或者化學獎得主中，進行開創性研究的平均年齡只有41歲。
也就是說，過去諾獎得主可能是在36歲獲得第壹份NIH資助，經過幾年的努力進入原創的爆發期。而今天越來越卷的資助競爭，沒有為潛在的諾獎得主們留下多少潛心搞研究的時間[8]。
2000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得主埃裡克·R·坎德爾 (Eric R. Kandel)曾在接受諾獎采訪時表示，很幸運趕上了壹個資金充裕、鼓勵新想法的時代。在那個年代，年輕人只要有任何業績記錄，就很容易獲得科學資助。而現在競爭者多了，政府和資助機構，包括霍華德-休斯(HHMI)研究所都變得保守。如果在現在這個年代，他覺得自己沒法得到資助[9]。
滑落的教職員工
壹次經費申請失敗，可能就會摧毀壹位潛在諾獎得主的學術生涯。
2008年的諾獎頒獎典禮上有壹位特殊的嘉賓，面包車司機道格拉斯?普瑞舍（Douglas Prasher）。他不是誰的親友，但當年叁位化學獎得主都在發言時對他表示感謝，因為如果歷史稍有改變，現在可能就是這位面包車司機站在諾獎的領獎台上。
普瑞舍當年是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PI，領導著綠色熒光蛋白（GFP）的研究工作。在這個領域裡他是先行者，兩位諾獎得主馬丁?查菲和錢永健，當年都是從他那裡得到第壹批GFP樣本。
可惜普瑞舍的想法沒有得到資助者的支持，他當年的申請被NIH否定，只能依靠手頭壹筆美國癌症協會的資金來支持研究，這筆資金根本沒法支撐到他實現自己的設想。
資金缺乏帶來的研究不順，讓普瑞舍失去了信心。他本來已經准備進入終身教職評定的流程，但他也自知研究不順的自己難以通過，於是他停止了評定流程，轉去尋找其他職位。走之前他把GFP基因樣本寄給馬丁?查菲和錢永健，普瑞舍覺得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選擇了，“他們都在資金雄厚的機構，而我卻在為獲得資金而苦苦掙扎。我沒有研究生，沒有博士後。”
離職之後，普瑞舍像坐滑梯壹樣跌落。他去了美國農業部工作，先是在科德角，後來在馬裡蘭州的貝爾茨維爾開發識別害蟲和其他昆蟲的方法。這時連受打擊的普瑞舍心態已經很糟，他和上級相處的不好並且陷入抑郁，搬去馬裡蘭州也給在上學的孩子帶來很多麻煩。
他的下壹站是亨茨維爾，在那裡他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壹個分包商工作。這次他對工作的感覺不錯，但很快這份工作也沒了資助。壹再搬遷的他考慮家庭不再搬走了，可在這個地方也沒有其他的科研機會，他最終選擇做壹名司機[10]。
諾獎頒獎禮之後，普瑞舍曾經想要重歸學術界。但即使有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背書，本身曾經也是名校的PI，普瑞舍還是很難找到壹份科研工作。最後還是壹直宣傳普瑞舍貢獻的錢永健，為他提供了壹個錢永健實驗室的機會。
努力、天賦、興趣，普瑞舍不缺乏任何壹點，他離諾獎的距離不過是壹份足夠的資助。這壹份資助的差距，就足以讓他從終身教職序列的教授，跌落到時薪8.5美元的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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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科研的風險已經從校方轉移給了科學家，泡沫破滅後，依賴項目資助提供工資的PI們生存變得艱難。擴張實驗室帶來的管理費用暴漲，更是進壹步減少了項目資助的意願。
高校對教職員工的評價標准變得圍著經費轉，只看資助機構的“自然選擇”，拿到資助才能獲得終身教職。即使生產力足夠好，發文比同事都多，如果拉不來資金只能用學校的錢，那也只能被學校看作負資產，被評價為科研不活躍從而失去評選終身教職的機會。
資助機構不僅錢少了，眼光也日趨保守。對33篇發表於1958 年至1998年間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論文資助來源的調查顯示，這些論文接近壹半都有NIH的資助，NIH對這類論文的資助比率是普通論文的2到6倍。可以說，當時NIH的資助是美國學術創新的支撐者之壹[6]。
但如今的NIH更喜歡資助那些成熟，風險小的想法。對2010年至2016年資助內容的研究發現，NIH更愛資助那些基於學界7到10年想法的研究，不願意資助那些基於最新想法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還沒有這個區別，基於新想法和成熟想法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資助比例[7]。
資助更多集中在了年齡更大的PI手中。從1980年到2008年，首次獲得NIH資助的生物或醫學研究人員平均年齡從36歲增長到42歲。可統計數據顯示，諾貝爾獎生物醫學獎或者化學獎得主中，進行開創性研究的平均年齡只有41歲。
也就是說，過去諾獎得主可能是在36歲獲得第壹份NIH資助，經過幾年的努力進入原創的爆發期。而今天越來越卷的資助競爭，沒有為潛在的諾獎得主們留下多少潛心搞研究的時間[8]。
2000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得主埃裡克·R·坎德爾 (Eric R. Kandel)曾在接受諾獎采訪時表示，很幸運趕上了壹個資金充裕、鼓勵新想法的時代。在那個年代，年輕人只要有任何業績記錄，就很容易獲得科學資助。而現在競爭者多了，政府和資助機構，包括霍華德-休斯(HHMI)研究所都變得保守。如果在現在這個年代，他覺得自己沒法得到資助[9]。
滑落的教職員工
壹次經費申請失敗，可能就會摧毀壹位潛在諾獎得主的學術生涯。
2008年的諾獎頒獎典禮上有壹位特殊的嘉賓，面包車司機道格拉斯?普瑞舍（Douglas Prasher）。他不是誰的親友，但當年叁位化學獎得主都在發言時對他表示感謝，因為如果歷史稍有改變，現在可能就是這位面包車司機站在諾獎的領獎台上。
普瑞舍當年是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PI，領導著綠色熒光蛋白（GFP）的研究工作。在這個領域裡他是先行者，兩位諾獎得主馬丁?查菲和錢永健，當年都是從他那裡得到第壹批GFP樣本。
可惜普瑞舍的想法沒有得到資助者的支持，他當年的申請被NIH否定，只能依靠手頭壹筆美國癌症協會的資金來支持研究，這筆資金根本沒法支撐到他實現自己的設想。
資金缺乏帶來的研究不順，讓普瑞舍失去了信心。他本來已經准備進入終身教職評定的流程，但他也自知研究不順的自己難以通過，於是他停止了評定流程，轉去尋找其他職位。走之前他把GFP基因樣本寄給馬丁?查菲和錢永健，普瑞舍覺得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選擇了，“他們都在資金雄厚的機構，而我卻在為獲得資金而苦苦掙扎。我沒有研究生，沒有博士後。”
離職之後，普瑞舍像坐滑梯壹樣跌落。他去了美國農業部工作，先是在科德角，後來在馬裡蘭州的貝爾茨維爾開發識別害蟲和其他昆蟲的方法。這時連受打擊的普瑞舍心態已經很糟，他和上級相處的不好並且陷入抑郁，搬去馬裡蘭州也給在上學的孩子帶來很多麻煩。
他的下壹站是亨茨維爾，在那裡他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壹個分包商工作。這次他對工作的感覺不錯，但很快這份工作也沒了資助。壹再搬遷的他考慮家庭不再搬走了，可在這個地方也沒有其他的科研機會，他最終選擇做壹名司機[10]。
諾獎頒獎禮之後，普瑞舍曾經想要重歸學術界。但即使有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背書，本身曾經也是名校的PI，普瑞舍還是很難找到壹份科研工作。最後還是壹直宣傳普瑞舍貢獻的錢永健，為他提供了壹個錢永健實驗室的機會。
努力、天賦、興趣，普瑞舍不缺乏任何壹點，他離諾獎的距離不過是壹份足夠的資助。這壹份資助的差距，就足以讓他從終身教職序列的教授，跌落到時薪8.5美元的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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