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卷的美國學術界,埋沒了多少年輕人,還有...
2017年，住在緬因州鄉下的傑弗裡 · 霍爾（Jeffrey C. Hall）接到了壹個電話，通知霍爾他與兩位研究者壹起分享了諾貝爾獎。接到電話，霍爾感到的不是開心，而是出乎意料。此時離他因為經費短缺被迫關閉實驗室，已經過了拾年。
拾年前，被迫離開學術界的霍爾曾經在壹次采訪中表達了對學界的不滿。在他看來，美國生物學研究已經陷入了體制性的腐敗，大家都在圍著經費轉，科學明星掌握了大量經費，做出來的成果卻並不是那麼好。研究機構把PI獲得經費看作理所當然，但卻不提供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壹旦研究進展不夠快或者受阻，抑或是實驗室的生產力優秀卻沒得到經費續約，那學術生涯也就離結束不遠了。
自認不善運作的他，即使當時已經做出了日後獲得諾獎的科學發現，也因為沒法給實驗室爭取到經費而受到冷遇。“我承認，我對研究經費不足感到不滿。我們實驗室最近提出的申請都會被撕掉，而且往往伴隨著風涼話和人身攻擊[1]。”霍爾說。
霍爾被迫退出了學術界，好在他已經做出了諾獎級別的優秀成果。62歲的他，離開雖然不舍但也沒有更多遺憾。相比那些在科研道路上屢遭挫折諾獎得主，他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
沒有經費，諾獎得主算什麼
今年諾獎獲得者卡塔琳·卡裡科（Katalin Karikó）坎坷的科研和人生故事，在她得到諾獎後被反復講述。不過，得不到經費支持的諾獎得主不止卡裡科壹個。
諾獎得主給人的印象總是榮譽等身，甚至進入了科學的聖殿，成為傳說中的人物。在國內，很難想象壹位科學家獲得諾獎之後還為經費發愁。但諾獎得主的光環在激烈競爭的美國學界，並不能給科學家帶來經費自由。
201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布萊恩·科比爾卡（Brian Kobilka）因為 G 蛋白偶聯受體 (GPCR) 方面的研究獲獎，獲獎後他卻表示“我現在還是為經費發愁，因為我的實驗太昂貴了。去年9月以來我寫了兩個申請，現在正在寫另外壹個。”
當被問到研究中最艱難的時刻是什麼，科比爾卡的回答是2003年和2007年兩次失去資助。那是他度過了壹段相當難熬的日子。他的妻子甚至需要在接受采訪時澄清科比爾卡當年沒有自掏腰包做實驗。
霍華德-休斯研究所曾經在1990到2003年資助科比爾卡，但對他的進展不滿意，停止了資助。“我知道他們對我的期望，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做我想做的事，盡管效果不太好。”4年後，他的另壹個資助來源也發出警告，最後還是靠校方找來私人基金會支持才化解了危機[2]。
在科比爾卡看來，項目資助申請要求簡直是個悖論。“只有高度創新的項目才能獲得資助，但這類項目也有風險。你必須向他們提供能夠成功的證據，但這樣的項目很可能沒有創新性。”面對這種學界22條軍規，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強打精神，壹次次嘗試。“這是壹種掙扎，因為你必須獲得資金並維持實驗室的運轉。在某種程度上，你必須相信自己。”
位於科學家榮譽頂峰的諾貝爾獎得主尚且如此，其他科學家爭取經費的難度可想而知。“今天，當我申請資助時，因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無罪推定。遺憾的是，我不認為今天剛起步的研究人員會得到這樣的待遇[3]。”科比爾卡說。
學術界習慣把工資的來源分為硬錢和軟錢，硬錢是學校穩定提供的資金，意味著學校為科研買單。軟錢則來自那些需要不斷爭取的項目，來源不穩定，而且學校從中隱身，完全沒有支付教職員工的用人成本。如果壹個教授的崗位是軟錢資助的，壹旦失去經費，就意味著會失去全部收入。
對美國生物醫學界的調查發現。20 世紀 70 年代，高校會從自己的金庫中為PI提供約75%的“硬”工資，到了21世紀，這個比例降低了很多。2014年，這個情況徹底逆轉，壹項調查了1050名PI的研究顯示，現在他們的65%工資出自各類項目的資助。
這種轉變源自資助大環境的變化，以及高校的貪婪和短視。單從生物醫學學科來說，1970 年到 1999 年，NIH 預算每年增加9%。
在不缺資金的年代，美國高校也走了壹回要大樓不要大師的彎路，把這筆錢投入了瘋狂的實驗室擴張中，實驗室面積增加了6成。招聘來填補實驗室空缺的科學家工資不再由校方提供，而是來自當時源源不斷地NIH資助。
僅僅是那所擁有1050名PI的美國高校，2014年就因為NIH經費資助而節省了1.48 億美元的薪水支出。此外，PI使用學校的設備還要被校方收取管理費，這筆管理費壹般都是由項目資助方出，大概占到項目總經費的3成。通過這個手段，高校又賺到6000萬。只靠擴張不靠科研，高校就從資助機構手裡輕易拿到了大筆的錢，為此高校們更瘋狂地貸款建實驗室擴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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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拾年前，被迫離開學術界的霍爾曾經在壹次采訪中表達了對學界的不滿。在他看來，美國生物學研究已經陷入了體制性的腐敗，大家都在圍著經費轉，科學明星掌握了大量經費，做出來的成果卻並不是那麼好。研究機構把PI獲得經費看作理所當然，但卻不提供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壹旦研究進展不夠快或者受阻，抑或是實驗室的生產力優秀卻沒得到經費續約，那學術生涯也就離結束不遠了。
自認不善運作的他，即使當時已經做出了日後獲得諾獎的科學發現，也因為沒法給實驗室爭取到經費而受到冷遇。“我承認，我對研究經費不足感到不滿。我們實驗室最近提出的申請都會被撕掉，而且往往伴隨著風涼話和人身攻擊[1]。”霍爾說。
霍爾被迫退出了學術界，好在他已經做出了諾獎級別的優秀成果。62歲的他，離開雖然不舍但也沒有更多遺憾。相比那些在科研道路上屢遭挫折諾獎得主，他已經算是比較幸運的。
沒有經費，諾獎得主算什麼
今年諾獎獲得者卡塔琳·卡裡科（Katalin Karikó）坎坷的科研和人生故事，在她得到諾獎後被反復講述。不過，得不到經費支持的諾獎得主不止卡裡科壹個。
諾獎得主給人的印象總是榮譽等身，甚至進入了科學的聖殿，成為傳說中的人物。在國內，很難想象壹位科學家獲得諾獎之後還為經費發愁。但諾獎得主的光環在激烈競爭的美國學界，並不能給科學家帶來經費自由。
201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布萊恩·科比爾卡（Brian Kobilka）因為 G 蛋白偶聯受體 (GPCR) 方面的研究獲獎，獲獎後他卻表示“我現在還是為經費發愁，因為我的實驗太昂貴了。去年9月以來我寫了兩個申請，現在正在寫另外壹個。”
當被問到研究中最艱難的時刻是什麼，科比爾卡的回答是2003年和2007年兩次失去資助。那是他度過了壹段相當難熬的日子。他的妻子甚至需要在接受采訪時澄清科比爾卡當年沒有自掏腰包做實驗。
霍華德-休斯研究所曾經在1990到2003年資助科比爾卡，但對他的進展不滿意，停止了資助。“我知道他們對我的期望，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做我想做的事，盡管效果不太好。”4年後，他的另壹個資助來源也發出警告，最後還是靠校方找來私人基金會支持才化解了危機[2]。
在科比爾卡看來，項目資助申請要求簡直是個悖論。“只有高度創新的項目才能獲得資助，但這類項目也有風險。你必須向他們提供能夠成功的證據，但這樣的項目很可能沒有創新性。”面對這種學界22條軍規，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強打精神，壹次次嘗試。“這是壹種掙扎，因為你必須獲得資金並維持實驗室的運轉。在某種程度上，你必須相信自己。”
位於科學家榮譽頂峰的諾貝爾獎得主尚且如此，其他科學家爭取經費的難度可想而知。“今天，當我申請資助時，因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無罪推定。遺憾的是，我不認為今天剛起步的研究人員會得到這樣的待遇[3]。”科比爾卡說。
學術界習慣把工資的來源分為硬錢和軟錢，硬錢是學校穩定提供的資金，意味著學校為科研買單。軟錢則來自那些需要不斷爭取的項目，來源不穩定，而且學校從中隱身，完全沒有支付教職員工的用人成本。如果壹個教授的崗位是軟錢資助的，壹旦失去經費，就意味著會失去全部收入。
對美國生物醫學界的調查發現。20 世紀 70 年代，高校會從自己的金庫中為PI提供約75%的“硬”工資，到了21世紀，這個比例降低了很多。2014年，這個情況徹底逆轉，壹項調查了1050名PI的研究顯示，現在他們的65%工資出自各類項目的資助。
這種轉變源自資助大環境的變化，以及高校的貪婪和短視。單從生物醫學學科來說，1970 年到 1999 年，NIH 預算每年增加9%。
在不缺資金的年代，美國高校也走了壹回要大樓不要大師的彎路，把這筆錢投入了瘋狂的實驗室擴張中，實驗室面積增加了6成。招聘來填補實驗室空缺的科學家工資不再由校方提供，而是來自當時源源不斷地NIH資助。
僅僅是那所擁有1050名PI的美國高校，2014年就因為NIH經費資助而節省了1.48 億美元的薪水支出。此外，PI使用學校的設備還要被校方收取管理費，這筆管理費壹般都是由項目資助方出，大概占到項目總經費的3成。通過這個手段，高校又賺到6000萬。只靠擴張不靠科研，高校就從資助機構手裡輕易拿到了大筆的錢，為此高校們更瘋狂地貸款建實驗室擴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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