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離婚的日本女人 唯壹的價值就是..

  


  你能想象,疫情以來,日本自殺的人數,已超過新冠死亡數了嗎?

  其中,男性自殺率增長約22%,而女性增長竟高達83%,是前者的肆倍。

  

  4次自殺未遂的小林惠子在采訪中談到:

  “日本壹直忽視女性。當發生不好的事情時,最弱的人會首先被社會淘汰。”

  疫情時代,她們身處怎樣的絕望之中?

  最近,日本NHK電視台,將視角對准了這個被忽略的暗角,推出《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擴大的性被害與生活苦》。

  從節目中我們看到:

  疫情失業的人群中,竟有7成是女性,同時,新職位比去年少了3成。

  無奈,風俗業成為她們最後的救命稻草。

  然而,風俗業也同樣蕭條。

  於是壹種更加危險的灰色產業在疫情中蓬勃發展——“爸爸活”。

  也就是通過社交媒體結識男性,吃飯約會以獲得酬金。

  然而,脫離了酒吧、風俗店等場所的“保護”。

  性暴力的黑手,開始肆無忌憚地伸向這些女性。

  壹位受害者害怕地說:“被拍攝,被強迫,拒絕采取避孕措施,甚至也有出血的時候。”

  是日本的女性不夠努力、自甘墮落嗎?

  答案並沒那麼簡單。

  今天,壹心理就和大家來聊聊:無法逃離的“女性貧困”。

  

  叁重鎖鏈,壹步步將日本女性逼向了“風俗業”

  在“疫情對女性影響及相關問題研究會”中,擔任主席的教授白波瀨認為:

  “女性當下困境,其實源於迄今為止的結構性問題,在疫情中統統浮上水面。”

  她們面對的,是精妙設計的連環套。

  第壹重鎖鏈,是男權社會中常見的職場性別歧視。

  NHK節目《女性貧困》中的數據顯示:

  2013年,工作中的非正式雇用,已經達到38%以上。

  其中女性就占了70%。

  

  可即使是正式工,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折算下來,也不過20萬人民幣,遠不及男性的30萬元。

  你敢想象嗎?80%年輕女性正式工,都處在貧困線以下。

  那婚姻,是不是壹條還可以的退路呢?

  就像那句老話:“女性不管怎麼玩,最後結婚靠老公養活就行了,多輕松!”

  面對職場中不平等的機會、薪酬和晉升空間,成為家庭主婦,好像是性價比更高的選擇。

  然而,“雷”恰恰埋在這裡:

  危機出現時,她們同樣會被最快地拋棄。

  文章開頭那位女性,為什麼非要做“爸爸活”?

  就是因為疫情,老公收入銳減,於是壹張口就是辱罵,生活費也停了大半。

  可她還有兩個孩子要吃喝拉撒。

  沒辦法,結婚就當了全職主婦的她,只能這樣做。

  

  你可能會問:反正都是壹個人養孩子,忍著幹嘛,離婚不好嗎?

  這就要說到第贰重陷阱:單身女性無法逃離的困境。

  你根本無法想象,單身女性,在日本有多麼寸步難行。

  2011年,就有統計數據顯示:

  20歲到64歲的單身女性,每叁個人當中就有壹個人陷於貧困;

  而單親媽媽,更是每兩個就有壹個在貧困線下。

  孩子未滿18歲的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約38萬人民幣。

  而單親媽媽的平均年收入,竟然不滿12萬元。

  其中,約80%贰拾多歲的單親媽媽,年收入更是不過6萬。

  

  驚人的數字背後,是壹對對相依為命又看不見明天的母子。

  NHK紀錄片《女性貧困》中,35歲的橋本禮子獨自撫養3個孩子。

  5年前,前夫對孩子施暴,她只得帶著孩子,半夜出逃。

  生活就此滑向貧困的深淵。

  打4份零工,養3個孩子,每個月只能休息2天,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整整5年。

  她們還能怎麼辦?還能往哪裡去?

  只好乖乖落入第叁個陷阱:風俗業。

  在日本,上世紀50年代頒布的《賣春防止法》,禁止了直接的OOXX。

  同時,也催生了陪聊、膝枕、擁抱、用手用口等花樣百出的“風俗業”。

  據統計,日本約有30萬女性風俗從業者,相當於每20個女性之中就有壹個。

  每年的風俗業產值,更是高達500億美元,占GDP的1%。

  性別歧視、女性低收入和風俗業,像壹重接壹重的大山,將女性牢牢鎮壓在貧困之下。

  

  除了少數幸運兒,為男性提供邊緣性服務,似乎成了普通女性的唯壹退路。

  

  風俗業,全方面為單親媽媽提供托育援助

  相對單身女性,單親媽媽還面臨著難以想象的育兒困境。

  她們的孩子,往往難以進入公立幼兒園,而私立園又太貴,負擔不起。

  

  於是,為單身媽媽“量身定做”的風俗店出現了。

  “風俗店”的招聘網站,乍壹看,甚至像是育兒援助網站:

  “歡迎單身媽媽。”

  “宿舍與托兒所設施齊全。”

  “既可以賺生活費,也可以多陪陪孩子。”

  如果指望政府機構提供托育支持,需要跑好多部門,提交各種手續,還很難被批下來。

  風俗店卻不同,他們和民辦托育機構直接簽約,24小時開放托兒服務。

  有的,甚至會自己掏錢建托兒所。

  除了硬件設施的完備,風俗店還提供各種精神上的安慰。

  叁上的店裡,如果遇到單身媽媽疏忽孩子的情況,簽約的托兒所會直接給叁上打電話。

  接著,叁上就會陪伴媽媽去托兒所,問問她有什麼困難,囑咐她要照顧好孩子。

  不僅如此,他還不允許女性長期幹這行,總是督促她們定下工作期限和攢錢目標,早點上岸。

  不怎能賺到錢的,風俗店還會給她們介紹“正當”的兼職。

  可以說,保障非常完備了。

  節目《Close-Up現代》就壹針見血地指出:

  “性產業形成了壹個非常密實的安全網,從工作、住宅到患病兒童的托管無所不及……

  這可以說是社會保障的潰敗,性產業接手了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支撐著她們。”

  不得不說,諷刺至極。

  

  比貧困更可怕的,

  是看不見的貧困

  談到貧困,談到風俗業,或者女性因貧困進入風俗業,總能聽到這樣壹些言論:

  “自作自受”;

  “躺著就能掙錢,還有什麼不滿足”。

  然而,女性貧困,絕不是輕飄飄壹句“不夠努力”“好逸惡勞”就能帶過的。

  其本質,是壹個復雜的社會問題。

  

  那麼,貧困,究竟是通過什麼方式固化下來的?

  在《女性貧困》中,壹個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女兒,在網吧住了整整兩年。

  節目播出後,壹位大學老師打去電話,說:“這個內容我無法接受,在網吧住壹個月,花銷也並不少,說她窮不是很奇怪嗎?”

  節目組想了很久,回復說:

  “采訪中,許多女性選擇的生活方式,我們也並不覺得合理。貧困,不僅是指沒有錢。她們有的在兒童時代,連正常生活的方法都沒學會;有的受到家暴,只能在不利的條件下生存;有的因為抑郁等各種原因,連重新開始生活的勇氣都沒有。”

  物質貧困背後,是其它更層次的“貧困”。

  首當其沖的,是觀念貧困。

  19歲的小花是個辦公室文員,與新宿認識的“牛郎”奉子成婚。

  “牛郎”工作的收入,並不穩定。

  可“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影響甚深,加上老公壹再勸說。

  小花還是辭去工作,照顧家庭。

  誰知,老公婚後沉迷賭博,無奈之下,女孩只能離婚。


  21歲的單身媽媽,帶著快2歲的孩子,小花再也沒有坐辦公室當文員的機會了。

  除了風俗店,她已無處可去。

  其次,是信息貧困。

  寄身網吧的彩香壹家,在節目組的幫助下,給兩個孩子申請了援助。

  他們終於有了壹個可以稱之為住處的地方。

  在那位不解的大學老師看來,這些援助信息,在網上搜壹搜不就行了嗎?

  然而,得到援助之前,彩香壹邊讀書,照顧妹妹,安慰曾拋棄過她們的媽媽,還要壹邊不停打工補貼家用。

  對壹路獨自掙扎的貧困女子來說,社會援助根本就是另壹個世界的事。

  

  盡管救援“雖遲但到”,可日復壹日的貧困,已對彩香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摧殘。

  她常常失眠,食欲不振,因抑郁幾次住院。

  采訪過去壹段時間後,節目組再次見到暴瘦的彩香,感慨:“原來她在那種狀態下,能活下來,就已經是個奇跡了。”

  最後,是教育貧困。

  不論是小花,還是彩香,在貧困問題中,我們總能發現壹種“貧困的代際傳遞”。

  日本的援助人員表示:

  “孩子們從小就看見父母即使不勞動也有壹定收入,因此不明白為什麼要工作。即使他們順利找到工作並有了固定收入,也很難逃脫來自父母的精神支配。”

  19歲的小希在風俗店上班,正懷著孕,而這已是第贰胎。

  她成長於單親家庭,媽媽不停地換男友,靠著男人生活,根本不回家。

  小希小學就很少去學校了,她總是壹個人在家,靠媽媽留下的錢維持壹兩個月的生活。

  記者問她是否有什麼夢想。

  她面無表情地小聲說:“最近周圍壹些幫助過我的人在30歲之前都相繼自殺了,我也無法想象我的將來。”

  這些事,看起來離普通人很遠很遠。

  然而,壹場疫情,讓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貧窮其實離我們很近。

  29歲的由利女士,疫情前是壹名合同工。

  失業至今,桌上堆滿了電費、租金等催繳單。

  她仔細拍下5個衣架的照片,在贰手網站上賣掉,換來100塊錢,換來幾天的維生。

  她不工作嗎?

  白天,她在小鋼珠店打工;晚上,去風俗店兼職。

  她不努力嗎?

  繁忙的工作之外,她夢想著當壹個手語翻譯,有時間就會練習,然而她自知那樣的工作機會不會輪到自己。

  她沒受過好的教育嗎?

  她讀了大學,然而大學期間媽媽去世。

  學歷帶來的,不是壹份足以維生的工作,而是無法償還的助學貸款。

  她低聲說:“想要過上普通的人生,普通地就職,普通地工作,想要變成理所當然的大人模樣。”

  多麼無奈。

  

  寫在最後

  這壹切,並不僅僅是日本社會的問題。

  聯合國婦女署報告《從洞見到行動:2019冠狀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別平等》顯示:

  在亞太地區,疫情導致了35%的男性收入下降。

  而這壹數據在女性群體中,卻有50%。

  疫情之前的世界,女性負擔育兒、做飯洗碗、打掃等無償勞動,約為男性的3倍。

  具體的倍數,在日本,是4.8;在中國,是2.6。

  婦女署副總幹事安妮塔·巴蒂亞表示:“我向你們保證,疫情之後,這壹數字至少翻了壹倍。”

  疫情就像壹面鏡子,映照甚至是放大了不平等的男女權力,不平等的勞動分工,不平等的就業及教育機會。

  正如《疫情下的日本女性》指出:

  “從“爸爸活”這個名字就能看到,女性是處於被男性利用的位置。

  所謂是女性自作自受的言論,不過是試圖把對男性有利的社會正當化的說辭。

  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如何推卸責任、糊弄過去,而是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怎樣才能實現平等的社會。”

  最近,因為李某迪事件,很多人又在鼓吹“性交易合法化”。

  下半身思考的結果,總是這麼“直接”。

  我們能做的,絕不是學習日本,壹步步去榨取女性的剩余價值,同時,為男性提供便利。

  而是像砸碎舊世界枷鎖的先輩那樣,對誘惑和弱化女性的觀念心存警惕。

  永遠不要開倒車,永遠不要停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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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1 游客 [士.昔.終.義] 2021-11-04 16:56
    看耒先進, 世界級的日本, 也有這庅多导{緇崳侍, 集權國家,如蘇聯, 中國, 反而有壹定的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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