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故事] 我为何选择离开《纽时》竞选州长
#观点 在时报的37年里，我报道过种族灭绝、战争、贫穷和不公正。但我慢慢开始坚信，通过唤起政治意愿，我们可以取得真正的进步。
我们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https://t.co/M87gAXLHGn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October 29, 2021
25岁那年，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性情暴躁的《纽约时报》传奇执行主编亚伯·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的大办公室接受面试。我一度跟他产生分歧，觉得他肯定会大发脾气，叫来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找到了毕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让我离开时报。
然而，这是我为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我将放弃我热爱的工作，去竞选俄勒冈州州长。
我能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个糟糕的决定。当我的同事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他的时报专栏出任国务卿时，他回答说：“人为什么要往低处走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很快就会说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谈谈自己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37年来的经验教训。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人类苦难和堕落的前沿度过，报道过种族灭绝、战争、贫穷和不公正，但我慢慢开始坚信，通过唤起政治意愿，我们可以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课：与人性中最坏的一面并肩而行，你会发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让我感到震惊和恐惧。为了报道那里的屠杀，我偷偷越过边境，溜过检查站，和大屠杀刽子手们打成一片。
在达尔富尔，当我采访那些被枪击、被强奸或成为孤儿的孩子时，我很难不流泪。报道过程中，你无法不嗅到空气中的邪恶。然而，在那些禽兽身边，我总能找到英雄。
有一些青少年自告奋勇使用弓箭来保护村庄免受手持自动武器的民兵攻击。还有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帮助的救援人员，他们大部分是当地人。还有像苏阿德·艾哈迈德(Suad Ahmed)这样的普通苏丹人，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难民营遇到了这位25岁的达尔富尔女性。
苏阿德和10岁的妹妹哈利玛(Halima)出去捡柴火时看到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民兵组织金戈威德(janjaweed)，他们正骑马奔着她们的方向而来。
“快跑！”苏阿德告诉妹妹。“你要赶快逃跑。”
然后苏阿德制造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机会，让金戈威德来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玛。他们抓住了苏阿德，残忍地殴打她，轮奸她，她的伤势严重到无法行走。
苏阿德对自己的英雄事迹轻描淡写，告诉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会被抓住。她说妹妹逃出来了，所以她的牺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恶的环境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的人，而是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拉乌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那样的人——以及苏阿德·艾哈迈德那样的人——在令人作呕的邪恶面前，她们能够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善良。正是因为她们，当我离开前线的时候，内心充满鼓舞，而不是沮丧。
第二课：我们大体上知道如何改善国内外的福祉。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
正是因为我们对能带来改变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好的改变正在发生。这句话从我这个专写负面报道的专栏作家的口中说出来，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报道过饥荒、暴行和天灾。但是，记者报道飞机坠毁，而不是正常着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飞机都在坠毁。
想一想：纵观历史，几乎一半的人类死于童年；现在这个概率只有4%。最近几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5万人获得电力，20万人获得了清洁的饮用水。这场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但如果我们在应对气候政策的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并加倍努力，那么这种历史进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继续。
在美国，我们已经成功地提高了高中毕业率，无家可归的老兵数量减少了一半。青少年怀孕率曾在1991年达到了现代历史的顶峰，我们已经将其降低了60%以上。这些成功应该激励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减少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应用相同的经验来减少无家可归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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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October 29, 2021
25岁那年，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性情暴躁的《纽约时报》传奇执行主编亚伯·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的大办公室接受面试。我一度跟他产生分歧，觉得他肯定会大发脾气，叫来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找到了毕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让我离开时报。
然而，这是我为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我将放弃我热爱的工作，去竞选俄勒冈州州长。
我能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个糟糕的决定。当我的同事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他的时报专栏出任国务卿时，他回答说：“人为什么要往低处走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很快就会说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谈谈自己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37年来的经验教训。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人类苦难和堕落的前沿度过，报道过种族灭绝、战争、贫穷和不公正，但我慢慢开始坚信，通过唤起政治意愿，我们可以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课：与人性中最坏的一面并肩而行，你会发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让我感到震惊和恐惧。为了报道那里的屠杀，我偷偷越过边境，溜过检查站，和大屠杀刽子手们打成一片。
在达尔富尔，当我采访那些被枪击、被强奸或成为孤儿的孩子时，我很难不流泪。报道过程中，你无法不嗅到空气中的邪恶。然而，在那些禽兽身边，我总能找到英雄。
有一些青少年自告奋勇使用弓箭来保护村庄免受手持自动武器的民兵攻击。还有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帮助的救援人员，他们大部分是当地人。还有像苏阿德·艾哈迈德(Suad Ahmed)这样的普通苏丹人，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难民营遇到了这位25岁的达尔富尔女性。
苏阿德和10岁的妹妹哈利玛(Halima)出去捡柴火时看到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民兵组织金戈威德(janjaweed)，他们正骑马奔着她们的方向而来。
“快跑！”苏阿德告诉妹妹。“你要赶快逃跑。”
然后苏阿德制造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机会，让金戈威德来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玛。他们抓住了苏阿德，残忍地殴打她，轮奸她，她的伤势严重到无法行走。
苏阿德对自己的英雄事迹轻描淡写，告诉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会被抓住。她说妹妹逃出来了，所以她的牺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恶的环境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的人，而是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拉乌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那样的人——以及苏阿德·艾哈迈德那样的人——在令人作呕的邪恶面前，她们能够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善良。正是因为她们，当我离开前线的时候，内心充满鼓舞，而不是沮丧。
第二课：我们大体上知道如何改善国内外的福祉。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
正是因为我们对能带来改变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好的改变正在发生。这句话从我这个专写负面报道的专栏作家的口中说出来，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报道过饥荒、暴行和天灾。但是，记者报道飞机坠毁，而不是正常着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飞机都在坠毁。
想一想：纵观历史，几乎一半的人类死于童年；现在这个概率只有4%。最近几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5万人获得电力，20万人获得了清洁的饮用水。这场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但如果我们在应对气候政策的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并加倍努力，那么这种历史进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继续。
在美国，我们已经成功地提高了高中毕业率，无家可归的老兵数量减少了一半。青少年怀孕率曾在1991年达到了现代历史的顶峰，我们已经将其降低了60%以上。这些成功应该激励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减少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应用相同的经验来减少无家可归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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