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故事] 我為何選擇離開《紐時》競選州長
#觀點 在時報的37年裡，我報道過種族滅絕、戰爭、貧窮和不公正。但我慢慢開始堅信，通過喚起政治意願，我們可以取得真正的進步。
我們是壹個神奇的物種，我們可以做得更好。https://t.co/M87gAXLHGn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October 29, 2021
25歲那年，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我忐忑不安地走進性情暴躁的《紐約時報》傳奇執行主編亞伯·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的大辦公室接受面試。我壹度跟他產生分歧，覺得他肯定會大發脾氣，叫來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給了我壹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還是個孩子，卻已經找到了畢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讓我離開時報。
然而，這是我為時報撰寫的最後壹篇專欄。我將放棄我熱愛的工作，去競選俄勒岡州州長。
我能理解有人認為這是個糟糕的決定。當我的同事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被問及是否願意放棄他的時報專欄出任國務卿時，他回答說：“人為什麼要往低處走呢？”
那麼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很快就會說到這個問題，但首先我想談談自己作為《紐約時報》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37年來的經驗教訓。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我的職業生涯壹直在人類苦難和墮落的前沿度過，報道過種族滅絕、戰爭、貧窮和不公正，但我慢慢開始堅信，通過喚起政治意願，我們可以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是壹個神奇的物種，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第壹課：與人性中最壞的壹面並肩而行，你會發現人性中最好的壹面。
達爾富爾的種族滅絕讓我感到震驚和恐懼。為了報道那裡的屠殺，我偷偷越過邊境，溜過檢查站，和大屠殺劊子手們打成壹片。
在達爾富爾，當我采訪那些被槍擊、被強奸或成為孤兒的孩子時，我很難不流淚。報道過程中，你無法不嗅到空氣中的邪惡。然而，在那些禽獸身邊，我總能找到英雄。
有壹些青少年自告奮勇使用弓箭來保護村莊免受手持自動武器的民兵攻擊。還有冒著生命危險提供幫助的救援人員，他們大部分是當地人。還有像蘇阿德·艾哈邁德(Suad Ahmed)這樣的普通蘇丹人，我在壹個塵土飛揚的難民營遇到了這位25歲的達爾富爾女性。
蘇阿德和10歲的妹妹哈利瑪(Halima)出去撿柴火時看到了實施種族滅絕的民兵組織金戈威德(janjaweed)，他們正騎馬奔著她們的方向而來。
“快跑！”蘇阿德告訴妹妹。“你要趕快逃跑。”
然後蘇阿德制造了壹個聲東擊西的機會，讓金戈威德來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瑪。他們抓住了蘇阿德，殘忍地毆打她，輪奸她，她的傷勢嚴重到無法行走。
蘇阿德對自己的英雄事跡輕描淡寫，告訴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會被抓住。她說妹妹逃出來了，所以她的犧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惡的環境中，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萊和艾希曼那樣的人，而是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拉烏爾·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那樣的人——以及蘇阿德·艾哈邁德那樣的人——在令人作嘔的邪惡面前，她們能夠表現出令人振奮的善良。正是因為她們，當我離開前線的時候，內心充滿鼓舞，而不是沮喪。
第贰課：我們大體上知道如何改善國內外的福祉。我們缺少的是政治意願。
正是因為我們對能帶來改變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好的改變正在發生。這句話從我這個專寫負面報道的專欄作家的口中說出來，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報道過饑荒、暴行和天災。但是，記者報道飛機墜毀，而不是正常著陸，並不意味著所有的飛機都在墜毀。
想壹想：縱觀歷史，幾乎壹半的人類死於童年；現在這個概率只有4%。最近幾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5萬人獲得電力，20萬人獲得了清潔的飲用水。這場大流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壹個重大挫折，但如果我們在應對氣候政策的同時吸取經驗教訓並加倍努力，那麼這種歷史進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繼續。
在美國，我們已經成功地提高了高中畢業率，無家可歸的老兵數量減少了壹半。青少年懷孕率曾在1991年達到了現代歷史的頂峰，我們已經將其降低了60%以上。這些成功應該激勵我們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減少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那麼我們當然可以應用相同的經驗來減少無家可歸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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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那年，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我忐忑不安地走進性情暴躁的《紐約時報》傳奇執行主編亞伯·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的大辦公室接受面試。我壹度跟他產生分歧，覺得他肯定會大發脾氣，叫來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給了我壹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還是個孩子，卻已經找到了畢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讓我離開時報。
然而，這是我為時報撰寫的最後壹篇專欄。我將放棄我熱愛的工作，去競選俄勒岡州州長。
我能理解有人認為這是個糟糕的決定。當我的同事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被問及是否願意放棄他的時報專欄出任國務卿時，他回答說：“人為什麼要往低處走呢？”
那麼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很快就會說到這個問題，但首先我想談談自己作為《紐約時報》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37年來的經驗教訓。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我的職業生涯壹直在人類苦難和墮落的前沿度過，報道過種族滅絕、戰爭、貧窮和不公正，但我慢慢開始堅信，通過喚起政治意願，我們可以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是壹個神奇的物種，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第壹課：與人性中最壞的壹面並肩而行，你會發現人性中最好的壹面。
達爾富爾的種族滅絕讓我感到震驚和恐懼。為了報道那裡的屠殺，我偷偷越過邊境，溜過檢查站，和大屠殺劊子手們打成壹片。
在達爾富爾，當我采訪那些被槍擊、被強奸或成為孤兒的孩子時，我很難不流淚。報道過程中，你無法不嗅到空氣中的邪惡。然而，在那些禽獸身邊，我總能找到英雄。
有壹些青少年自告奮勇使用弓箭來保護村莊免受手持自動武器的民兵攻擊。還有冒著生命危險提供幫助的救援人員，他們大部分是當地人。還有像蘇阿德·艾哈邁德(Suad Ahmed)這樣的普通蘇丹人，我在壹個塵土飛揚的難民營遇到了這位25歲的達爾富爾女性。
蘇阿德和10歲的妹妹哈利瑪(Halima)出去撿柴火時看到了實施種族滅絕的民兵組織金戈威德(janjaweed)，他們正騎馬奔著她們的方向而來。
“快跑！”蘇阿德告訴妹妹。“你要趕快逃跑。”
然後蘇阿德制造了壹個聲東擊西的機會，讓金戈威德來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瑪。他們抓住了蘇阿德，殘忍地毆打她，輪奸她，她的傷勢嚴重到無法行走。
蘇阿德對自己的英雄事跡輕描淡寫，告訴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會被抓住。她說妹妹逃出來了，所以她的犧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惡的環境中，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萊和艾希曼那樣的人，而是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拉烏爾·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那樣的人——以及蘇阿德·艾哈邁德那樣的人——在令人作嘔的邪惡面前，她們能夠表現出令人振奮的善良。正是因為她們，當我離開前線的時候，內心充滿鼓舞，而不是沮喪。
第贰課：我們大體上知道如何改善國內外的福祉。我們缺少的是政治意願。
正是因為我們對能帶來改變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好的改變正在發生。這句話從我這個專寫負面報道的專欄作家的口中說出來，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報道過饑荒、暴行和天災。但是，記者報道飛機墜毀，而不是正常著陸，並不意味著所有的飛機都在墜毀。
想壹想：縱觀歷史，幾乎壹半的人類死於童年；現在這個概率只有4%。最近幾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5萬人獲得電力，20萬人獲得了清潔的飲用水。這場大流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壹個重大挫折，但如果我們在應對氣候政策的同時吸取經驗教訓並加倍努力，那麼這種歷史進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繼續。
在美國，我們已經成功地提高了高中畢業率，無家可歸的老兵數量減少了壹半。青少年懷孕率曾在1991年達到了現代歷史的頂峰，我們已經將其降低了60%以上。這些成功應該激勵我們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減少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那麼我們當然可以應用相同的經驗來減少無家可歸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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