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市场也内卷:两代人一起焦虑

  近年来婚恋市场出现变迁,竞争和焦虑加剧,如何通过婚俗改革消解婚恋市场的不平衡?


  

  58岁的徐州红娘鲍淑侠搭建的“鹊桥”平台,每天晚上7时30分至10时在社交平台直播相亲。

  6月16日晚,直播间人不多,主动连麦的男女比例是5∶1,一名中年女士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简单介绍了女儿学历、身高。男方则踊跃得多,有母亲为24岁的儿子征婚,还有50岁的离异男士,他们都强调家里有房有车,甚至直言“不止一套房子”,只有一名38岁的男士坦承“没车没房,初中学历,身高也不高”。

  “男孩多,女孩少。”从事红娘30余年,鲍淑侠总结当前婚恋市场的供需。据她观察,农村矛盾更突出,这几年,徐州的一些村庄出现不少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彩礼因此水涨船高,从1.1万元涨到6.6万元、8.8万元,这几年又变成15万元、20多万元。这还只是彩礼,“结婚没有房子,门都没有。农村有房不够,还要在县城或市里买房”。

  与鲍淑侠观察到的农村“光棍”增加、婚姻成本升高的情况不同。在特大城市上海,公益红娘范本良则注意到条件优秀的大龄未婚女性的尴尬,即“剩女”现象,而在结婚关头,男女双方常因房子问题“谈崩”。

  婚恋市场的变化,或许可以套用当下流行词汇“内卷”来概括。内卷通常指向竞争激烈的现象,形容竞争的白热化、不良竞争。

  因为结婚条件谈崩,一些男孩甚至家庭几代人为此烦恼并四处凑钱,这让鲍淑侠深有感触。最近几个月,她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呼吁遏制高彩礼现象。范本良也常常以身说法,希望婚龄男女摆正婚恋观。

  这与当前的风向相合。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今年4月,民政部公开表示,同意将河南、广东、辽宁等15地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这场变革能缓解婚恋市场的竞争与焦虑吗?

  经济落后地区彩礼更高

  鲍淑侠隔三差五发视频,呼吁“打压高价彩礼”,最近她在视频里讲了一个故事。徐州一名男孩连续三次登未来岳母家门,穿着同一件衣服,引发对方的疑虑,并向“媒婆”鲍淑侠打探男孩的经济状况。男孩后来对鲍淑侠说,“那件衣服我穿三年了。爸妈给我买车买房,还准备彩礼,我也得节省花钱。”


  这个回答让鲍淑侠“揪心”,再加上她这些年了解到一些因结婚条件谈崩,导致当事人自残、跳楼的案例,因此鲍淑侠在说媒前会向女方表明,不能索要高彩礼,否则拒绝说媒。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主要从事农村阶层分化、县乡治理研究。杨华从2007年起常去农村调研,在农村婚姻家庭领域,彩礼是其关注点之一。

  杨华告诉《财经》记者,彩礼通常被视为结姻“六礼”之一,是典型的乡村传统民俗。近些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少则十几万元,多则30万元。“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村家庭‘望婚兴叹’,还让不少人致贫返贫。”

  农村“天价彩礼”逐渐引发社会关注。杨华表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通过约束性强的措施治理农村“天价彩礼”,最近中央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通过移风易俗、净化风气,解决‘天价彩礼’等问题,使农村家庭的文化性支出回归合理。”

  冯帅章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2020年,冯帅章领衔的研究团队,承接广东省民政智库课题“广东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冯帅章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稳定性明显下降,“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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