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个孙辈捆在北京7年她不辞而别
从外形看，景芳实在是个太过普通的老太太：个子不高，身材中等，看上去60来岁，穿着机绣红花绿叶的老年妈妈服。她烫着一头长短不过脖子的小羊毛卷发，一个卷紧挨着另一个卷，相互支撑，密密实实挺立在头上，不需要梳子、发胶，更不需要Tony老师每周一次的定期护理。发帘下的眉目平常，鼻子也毫无特色，倒是嘴角两边法令纹很深，连带着脸上的纹路一起朝下，带出几分不好惹的气势来。一张嘴，普通话带着重重的河北涞源口音，但把意思表达清楚，问题不大。
这样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每个小区、每条街道、每个超市、每座街心公园都能遇上。她们或手推婴儿车，或拎着盛满超市特价菜的帆布包，或手脚缓慢地跳广场舞。人们从她们身旁路过时不会注意，回身时不曾多想，照面了打个招呼也丝毫不突兀，仿佛她们原本就长在这大都市里。可要细究户口本上的住址、籍贯，她们又都是异乡人，是北京这个城市高效率、快节奏、大叙事笼罩下的阴翳，是主流之外的一种补充。
景芳自己倒不关心这些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只认准一样，北京是儿子徐满的地方，自己来是带着任务的——带孙子和孙女，等他们上了小学，自己就打道回府。她来北京好几年了，每年行动轨迹几乎一致：平日里儿子儿媳上班，她在家做家务、带孩子，每年国庆和春节回老家两次，每次半个月，这就是她的“法定假期”。
这两个“法定假期”从来没被打破过，直到2020年年底，景芳发现“回老家过年”这个屁大点的事儿，成了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大问题。
1
过完腊八节，景芳就开始掰着指头过日子，算还有几天可以回老家过年。
尽管电视里主持人天天字正腔圆地播报“中央提倡就地过年”，可景芳还是坚持要回涞源老家。她年纪大了，不会在手机上预约核酸检测，就让儿子徐满给约一个，去医院也好，上门来测也好，无论如何她要在腊月廿三小年之前回家。
徐满不乐意：“妈你走了轩轩和蕊蕊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把孩子带到公司去呐！”他要求老娘坚持到到腊月廿九，等他和妻子放假了再走，或者干脆就在北京过年。
儿子的言语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景芳听完立马原地爆炸，“咣当”一声把保温水壶摔在茶几上，黑色的玻璃面板被砸出一个不小的坑。要在平时，景芳肯定会心疼物件，但现在她顾不上这些，语气高亢而急促：“旧社会长工给人扛活，到了小年也能回家躺平、该吃吃该喝喝呢。你妈我快70了，一年奴隶似地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带着小的还要顾着大的脸色，到年底了不该歇歇吗？”
“这不是有疫情嘛？幼儿园不开门，轩轩和蕊蕊没地儿去没人看啊。咱家离北京就200公里，廿九我放假了连夜开车送你回去。再说了，你在我家也一样该吃吃该喝喝，累了就歇着啊，谁敢给你脸色看啊。”徐满连加了3天班，又得到消息今年的晋升名额取消了，正心烦得要命，和老娘说话也失了耐心。
徐满也打心底里讨厌2020年，疫情遇上本命年，什么都不顺，自己果真随了属相，成了一只在风箱里四面受气的老鼠，稍微躲得慢些，就被来回推拉的木把手抽到身上。
“歇着？我这几年从正月到腊月，中间除了国庆节回老家的10来天，哪天不是洗衣做饭、擦锅抹地？小满啊，你要讲良心啊，我来北京给你看娃娃几年了？你爸70了，一辈子没进过几回灶房，老了老了倒要学着做家务，自己拾掇家里、伺候奶奶，你奶奶今年94了，哪样都离不得人啊。”说着说着，景芳的盛气没了，看着这个笼子的一样小两居，悲从中来——屋子里到处满满当当、挤挤挨挨，自己在客厅一角的床铺也堆满了小孩衣服、毛绒玩具、积木块、识字卡——这里终究是儿子的家。
徐满倒是没想那么多，事急从权，疫情通报天天来，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看来，北京的生活条件比老家好太多了，房子是小了点，但暖气烧得好，在家里穿单衣尽够了，下楼过了马路就是永辉超市和物美大卖场，买菜买肉新鲜又方便，边上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文化广场，都是遛娃散步的好去处。老家倒是地方大，前几年建了两层青砖大瓦房，白瓷砖贴了墙，铝合金的大窗户透亮透亮的，外表看是个样子，但房顶太高不聚暖，冬天在屋里也要穿着棉袄，平时老爹得骑着电三轮去镇上，买回来一堆萝卜白菜洋芋堆在窖里，逢年过节加点牛羊肉，汆点丸子冻起来，翻着花样做，也就那几样。
所以，让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在徐满看来也没啥大问题，只是不能守着老爹、奶奶过年，是有些遗憾。但看到老娘怒目圆睁的样子，这些话他没说出口，只模糊其辞，等到年跟前再说，回家前肯定让老娘做上核酸检测：“你放心，小可毕竟在医院，他们那儿不能测核酸，但她有同学专门管做这个，腊月二十七八我肯定让她给你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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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每个小区、每条街道、每个超市、每座街心公园都能遇上。她们或手推婴儿车，或拎着盛满超市特价菜的帆布包，或手脚缓慢地跳广场舞。人们从她们身旁路过时不会注意，回身时不曾多想，照面了打个招呼也丝毫不突兀，仿佛她们原本就长在这大都市里。可要细究户口本上的住址、籍贯，她们又都是异乡人，是北京这个城市高效率、快节奏、大叙事笼罩下的阴翳，是主流之外的一种补充。
景芳自己倒不关心这些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只认准一样，北京是儿子徐满的地方，自己来是带着任务的——带孙子和孙女，等他们上了小学，自己就打道回府。她来北京好几年了，每年行动轨迹几乎一致：平日里儿子儿媳上班，她在家做家务、带孩子，每年国庆和春节回老家两次，每次半个月，这就是她的“法定假期”。
这两个“法定假期”从来没被打破过，直到2020年年底，景芳发现“回老家过年”这个屁大点的事儿，成了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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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腊八节，景芳就开始掰着指头过日子，算还有几天可以回老家过年。
尽管电视里主持人天天字正腔圆地播报“中央提倡就地过年”，可景芳还是坚持要回涞源老家。她年纪大了，不会在手机上预约核酸检测，就让儿子徐满给约一个，去医院也好，上门来测也好，无论如何她要在腊月廿三小年之前回家。
徐满不乐意：“妈你走了轩轩和蕊蕊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把孩子带到公司去呐！”他要求老娘坚持到到腊月廿九，等他和妻子放假了再走，或者干脆就在北京过年。
儿子的言语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景芳听完立马原地爆炸，“咣当”一声把保温水壶摔在茶几上，黑色的玻璃面板被砸出一个不小的坑。要在平时，景芳肯定会心疼物件，但现在她顾不上这些，语气高亢而急促：“旧社会长工给人扛活，到了小年也能回家躺平、该吃吃该喝喝呢。你妈我快70了，一年奴隶似地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带着小的还要顾着大的脸色，到年底了不该歇歇吗？”
“这不是有疫情嘛？幼儿园不开门，轩轩和蕊蕊没地儿去没人看啊。咱家离北京就200公里，廿九我放假了连夜开车送你回去。再说了，你在我家也一样该吃吃该喝喝，累了就歇着啊，谁敢给你脸色看啊。”徐满连加了3天班，又得到消息今年的晋升名额取消了，正心烦得要命，和老娘说话也失了耐心。
徐满也打心底里讨厌2020年，疫情遇上本命年，什么都不顺，自己果真随了属相，成了一只在风箱里四面受气的老鼠，稍微躲得慢些，就被来回推拉的木把手抽到身上。
“歇着？我这几年从正月到腊月，中间除了国庆节回老家的10来天，哪天不是洗衣做饭、擦锅抹地？小满啊，你要讲良心啊，我来北京给你看娃娃几年了？你爸70了，一辈子没进过几回灶房，老了老了倒要学着做家务，自己拾掇家里、伺候奶奶，你奶奶今年94了，哪样都离不得人啊。”说着说着，景芳的盛气没了，看着这个笼子的一样小两居，悲从中来——屋子里到处满满当当、挤挤挨挨，自己在客厅一角的床铺也堆满了小孩衣服、毛绒玩具、积木块、识字卡——这里终究是儿子的家。
徐满倒是没想那么多，事急从权，疫情通报天天来，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看来，北京的生活条件比老家好太多了，房子是小了点，但暖气烧得好，在家里穿单衣尽够了，下楼过了马路就是永辉超市和物美大卖场，买菜买肉新鲜又方便，边上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文化广场，都是遛娃散步的好去处。老家倒是地方大，前几年建了两层青砖大瓦房，白瓷砖贴了墙，铝合金的大窗户透亮透亮的，外表看是个样子，但房顶太高不聚暖，冬天在屋里也要穿着棉袄，平时老爹得骑着电三轮去镇上，买回来一堆萝卜白菜洋芋堆在窖里，逢年过节加点牛羊肉，汆点丸子冻起来，翻着花样做，也就那几样。
所以，让老娘在北京过一次年，在徐满看来也没啥大问题，只是不能守着老爹、奶奶过年，是有些遗憾。但看到老娘怒目圆睁的样子，这些话他没说出口，只模糊其辞，等到年跟前再说，回家前肯定让老娘做上核酸检测：“你放心，小可毕竟在医院，他们那儿不能测核酸，但她有同学专门管做这个，腊月二十七八我肯定让她给你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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