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中国的无声入侵 澳洲投降主义者
间谍、内应、线民、同情者及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在澳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人全都有。对中国来说，同样有价值的，还有公开为北京利益服务的专家、评论人士及工商界高层。但是我还没有提及，幕后另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力量在运作：中国俱乐部。
澳洲对中的官方政策，从80-90年代"澳洲的未来在亚洲"，其后逐渐形成"中国主宰我们的命运"。图为2015农历年，世界熟知的雪梨歌剧院屋顶披上中国红。 图／中新社
今天在坎培拉的政治官僚菁英中，对中国的态度是在霍克——基廷年代形成的。
"中国主宰澳洲的命运"
鲍勃．霍克是1983至1991年间的总理。基廷是霍克手下的强势财政部长，1991年底接任总理，领导国家直到1996年选举失败。霍克——基廷时代冒出来的一群顾问，在接下来的20年间继续控制中央政府机关，设定议题，培育了接班的那一代。他们说服了霍克及基廷，澳洲的未来就在亚洲，而且我们应该把国家向北转。那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在2000年代，"就在亚洲"的观点变形成了确信"中国主宰我们的命运"。
一旦中国俱乐部的见解统治了坎培拉的中央机关，澳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压倒了国防部、情报部门所提出的其他考虑因素，非政府人权组织所提出的考量自然也是。
到2013年，外交暨贸易部的中国战略完全都是在谈如何在所有层面"加深及扩展"澳洲与中国的合作，同时尊重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各种风险及危险并未纳入考量；这样的战略也许是北京的一个智库起草的。
对外交暨贸易部来说，最要紧的考量是：我们决不应做任何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不快的事。
前费尔法克斯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向我指出，"中国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制度的弱点何在。"在我们开放的民主制度中，不加限制的政治捐献，是个明显的弱点。另一个是我们的平等主义文化。
前总理们可以在机场游逛，没有任何人会太注意他们。但是，让我们为这些前总理们想一想，过去他们风光无限，如今身处旧日选民之间，虽仍极度渴望关注，但他们的声音却已默不可闻。霍克的司法部长葛瑞斯．伊万斯（现在的澳洲国立大学名誉校长），把这种状态命名为"过气症候群"。
北京理解我们的卸任总理、外长游走在世界舞台，感到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于是当他们到中国旅行，就会受到宴请及讨好。他们曾统治过的人民，可能不会给他们应得的东西；但是中共知道如何敬重这些有成就的人，知道如何帮他们恢复昔日尊荣。
中共已发展出隐微的技巧可以撩拨人的自我，也有一整套机制用于擒人之术的实践。与海外名人打造亲密关系，以说服他们散布北京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外力为我宣传"。讨好逢迎、皇家待遇，包括费用全包的中国之行、会见顶级领袖，透过这一套计画，我国某些卸任总理、外长及各州州长，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朋友"。
"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因商业目的而构建人脉的过程。但是，并不止于此。它是一门"如何管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中国艺术"，西方人一不小心就会跌跌撞撞。透过互换优惠的微妙过程（有时，也不那么微妙），"把交易中的各方绑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有义务的关系"。西方人容易把商业关系中的牟利之术误认为真正的"友谊"，随着他们的戒心降低，就会变得容易操控。
并不是每一个澳洲的有力人士都是受到北京影响的。某些人仅仅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形成某个观点，正好与中共的叙事相符。（碰过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会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人士对他们感兴趣，进而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或在《人民日报》上引用他们的话。）但是，无论这些人被接触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可以辨识出，在我们的菁英之内，有同情北京利益的立场；从而北京也加以鼓励。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已经有 8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澳洲对中的官方政策，从80-90年代"澳洲的未来在亚洲"，其后逐渐形成"中国主宰我们的命运"。图为2015农历年，世界熟知的雪梨歌剧院屋顶披上中国红。 图／中新社
今天在坎培拉的政治官僚菁英中，对中国的态度是在霍克——基廷年代形成的。
"中国主宰澳洲的命运"
鲍勃．霍克是1983至1991年间的总理。基廷是霍克手下的强势财政部长，1991年底接任总理，领导国家直到1996年选举失败。霍克——基廷时代冒出来的一群顾问，在接下来的20年间继续控制中央政府机关，设定议题，培育了接班的那一代。他们说服了霍克及基廷，澳洲的未来就在亚洲，而且我们应该把国家向北转。那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在2000年代，"就在亚洲"的观点变形成了确信"中国主宰我们的命运"。
一旦中国俱乐部的见解统治了坎培拉的中央机关，澳洲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压倒了国防部、情报部门所提出的其他考虑因素，非政府人权组织所提出的考量自然也是。
到2013年，外交暨贸易部的中国战略完全都是在谈如何在所有层面"加深及扩展"澳洲与中国的合作，同时尊重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各种风险及危险并未纳入考量；这样的战略也许是北京的一个智库起草的。
对外交暨贸易部来说，最要紧的考量是：我们决不应做任何可能使中国领导人不快的事。
前费尔法克斯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向我指出，"中国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制度的弱点何在。"在我们开放的民主制度中，不加限制的政治捐献，是个明显的弱点。另一个是我们的平等主义文化。
前总理们可以在机场游逛，没有任何人会太注意他们。但是，让我们为这些前总理们想一想，过去他们风光无限，如今身处旧日选民之间，虽仍极度渴望关注，但他们的声音却已默不可闻。霍克的司法部长葛瑞斯．伊万斯（现在的澳洲国立大学名誉校长），把这种状态命名为"过气症候群"。
北京理解我们的卸任总理、外长游走在世界舞台，感到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于是当他们到中国旅行，就会受到宴请及讨好。他们曾统治过的人民，可能不会给他们应得的东西；但是中共知道如何敬重这些有成就的人，知道如何帮他们恢复昔日尊荣。
中共已发展出隐微的技巧可以撩拨人的自我，也有一整套机制用于擒人之术的实践。与海外名人打造亲密关系，以说服他们散布北京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外力为我宣传"。讨好逢迎、皇家待遇，包括费用全包的中国之行、会见顶级领袖，透过这一套计画，我国某些卸任总理、外长及各州州长，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朋友"。
"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因商业目的而构建人脉的过程。但是，并不止于此。它是一门"如何管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中国艺术"，西方人一不小心就会跌跌撞撞。透过互换优惠的微妙过程（有时，也不那么微妙），"把交易中的各方绑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有义务的关系"。西方人容易把商业关系中的牟利之术误认为真正的"友谊"，随着他们的戒心降低，就会变得容易操控。
并不是每一个澳洲的有力人士都是受到北京影响的。某些人仅仅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形成某个观点，正好与中共的叙事相符。（碰过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会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人士对他们感兴趣，进而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或在《人民日报》上引用他们的话。）但是，无论这些人被接触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可以辨识出，在我们的菁英之内，有同情北京利益的立场；从而北京也加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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