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张闻天之子：文革中被流放的父亲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2013年，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的新作《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中，张闻天之子张虹生讲述了张闻天在肇庆鲜为人知的六年流放生活，和“肇庆文稿”得以保存的过程。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
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三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六年。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
上面就下文，禁止收听，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
张闻天是中共革命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图源：VCG)
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
三个月后，上面才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1974年夏天，父亲被允许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与工作。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甚至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往上汇报一次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
父亲被监视得很严，干什么、写什么都是要汇报的。所以父亲写什么都是背着他们写。或许父亲比较有人格魅力，主要负责监视的警卫员对父亲渐渐佩服起来，对他的看管就放松起来，父亲就有机会多写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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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9年10月20日，有人向他们宣布解除“监护”，遣送广东的中小城市，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10月24日，他们带着养女小倩，在专案组的监送下，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
26日到达广州，暂住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三天后，被送到离广州110公里的肇庆，住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干部宿舍的一所平房里，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在那里，他们整整生活了六年。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父亲当时的半导体，短波没有被去掉，因为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因此他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身边监视的人发现后汇报上去了。
上面就下文，禁止收听，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
张闻天是中共革命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图源：VCG)
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
三个月后，上面才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1974年夏天，父亲被允许参加地方党组织生活与工作。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甚至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往上汇报一次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
父亲被监视得很严，干什么、写什么都是要汇报的。所以父亲写什么都是背着他们写。或许父亲比较有人格魅力，主要负责监视的警卫员对父亲渐渐佩服起来，对他的看管就放松起来，父亲就有机会多写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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