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學博士"耿同學",如何掀起中國學術界打假風暴
這支團隊的負責人介紹，他們本來從事的是科研運行方式的學術研究，團隊不到10人，主要依靠科研項目支撐，資金並不寬裕。學術不端調查屬於科研運行方式這個大主線的壹部分，但因為涉及負面話題很難單獨去申請經費，大家做這件事也是處於職業和業余之間。
兩支團隊此前沒有什麼交集，耿同學和5GH建立聯系，是在此次同濟事件之後才發生的事，前後不過半個多月。過去5GH團隊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國外的學術誠信研究學者和出版商，“國內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學這次是壹個開始”。
5GH團隊的核心方法，是用統計手段在大量論文中識別數據異常。具體來說，他們會把同壹個細分領域內所有論文的數據匯總起來，建立統計基准，再看哪篇論文的數據明顯偏離整體分布。“就像面前站著壹群人，壹下能看出誰高誰矮”。
這種方法需要先把整個小領域的數據都拉進來，相當耗時費力。好處是不依賴對論文內容的專業理解，只看數據本身的統計規律，能夠覆蓋各個領域。5GH團隊也坦承，現在發現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濫造的論文，對於精細壹些的造假很難發現。
在發現問題之後，5GH有壹套固定流程。先把調查結果報告給出版商和涉事學校，走完這個環節才做公開報道。涉及數拾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單篇論文，這個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學舉報上海大學壹事為例，5GH團隊負責人回憶，當時耿同學在周六早上把材料發過來，他到中午就確認了數據存在問題。當天下午，團隊便向出版商、學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門發送了郵件，傍晚六點多將內容掛到了5GH的網站上，晚上九點多又通過公眾號發布。整個核查與舉報的流程，在壹天之內就全部走完了。
根據他們的經驗，過往國內高校對這類舉報的應對往往是冷處理，也就是當作沒有看到郵件。這次能夠促使多個學校成立調查組，特別是同濟大學給出的嚴厲處分，對耿同學來說已經是遠遠超出預期。據他回憶，從2012年他讀大學開始，這可能是國內對學術不端個人處分力度最大的壹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學就已經開始發布學術打假內容，視頻點擊量也壹直很高，但當時的打假動作並沒能直接促使相關高校成立調查組。這種尷尬並非孤例，此前國內不乏知名科學家公開舉報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終要麼免於懲處，要麼只是被高高提起、輕輕放下。
耿同學認為，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變打假方法有關。過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圖片造假問題，但是這個領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帶，對方可以辯解是"圖片誤用"，道個歉修改下論文就蒙混過關了。
今年耿同學主要從數據異常和圖片PS痕跡兩個方向入手。“圖片可能誤用，但不可能說是不小心PS了，數據相似到那種程度，也不是失誤能解釋的。壹旦解釋不了，就說明存在明確的造假行為”。在他看來，這也是同濟這起學術不端事件最終走向實質性處分的關鍵。
“過去的學術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質，但是疑罪從無，很多時候拿造假者沒辦法。我今年給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實的證據。但凡造假者能給出壹個合理的解釋，也就不會被免職”，耿同學說。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變什麼？
耿同學近期揭露的論文，造假手段大多並不高明，他拿出的證據也常常讓人無可辯駁。可如果造假者把數據做得再真壹點，打假者還能發現嗎？
這是壹位記者曾經提給他的問題，當時他的回答是“確實發現不了”，這個答案讓他自己覺得很不好受。民間打假終究有限度，而國內學術界主動的內部監督機制，用他的話說，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沒有建立過，等於零”。沒有源頭上的限制，學術造假自然屢禁不絕。
5GH團隊負責人解釋，這是壹個世界難題。在全球范圍，目前沒有壹個真正意義上主動監測學術不端的機構。原因也很現實，這個機構放在哪裡都有問題。放在學校裡，學校沒有動力去調查自己的老師。放在相關部門，他們目前連被動處理舉報都已經很吃力了，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支撐壹個主動監測的機構。
至於事後追責，耿同學在最近的視頻裡提到，他已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舉報了這起學術不端案例，對方也已介入。但他心裡清楚，基金委的職責更多是接到舉報後進行被動核查。中國壹年發表的SCI論文多達72萬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動監測也是有心無力。
5GH團隊的經驗是，如今將學術不端案例上報教育部或科技部後，通常會被轉回至相關高校，由學校自行開展調查。深入調查每壹個案例，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圍，即使是事後調查，很多時候也已經滯後。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建立壹個主動監測機制，除非國家投入壹筆大的專項資源，否則以現有的資源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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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支團隊此前沒有什麼交集，耿同學和5GH建立聯系，是在此次同濟事件之後才發生的事，前後不過半個多月。過去5GH團隊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國外的學術誠信研究學者和出版商，“國內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學這次是壹個開始”。
5GH團隊的核心方法，是用統計手段在大量論文中識別數據異常。具體來說，他們會把同壹個細分領域內所有論文的數據匯總起來，建立統計基准，再看哪篇論文的數據明顯偏離整體分布。“就像面前站著壹群人，壹下能看出誰高誰矮”。
這種方法需要先把整個小領域的數據都拉進來，相當耗時費力。好處是不依賴對論文內容的專業理解，只看數據本身的統計規律，能夠覆蓋各個領域。5GH團隊也坦承，現在發現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濫造的論文，對於精細壹些的造假很難發現。
在發現問題之後，5GH有壹套固定流程。先把調查結果報告給出版商和涉事學校，走完這個環節才做公開報道。涉及數拾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單篇論文，這個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學舉報上海大學壹事為例，5GH團隊負責人回憶，當時耿同學在周六早上把材料發過來，他到中午就確認了數據存在問題。當天下午，團隊便向出版商、學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門發送了郵件，傍晚六點多將內容掛到了5GH的網站上，晚上九點多又通過公眾號發布。整個核查與舉報的流程，在壹天之內就全部走完了。
根據他們的經驗，過往國內高校對這類舉報的應對往往是冷處理，也就是當作沒有看到郵件。這次能夠促使多個學校成立調查組，特別是同濟大學給出的嚴厲處分，對耿同學來說已經是遠遠超出預期。據他回憶，從2012年他讀大學開始，這可能是國內對學術不端個人處分力度最大的壹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學就已經開始發布學術打假內容，視頻點擊量也壹直很高，但當時的打假動作並沒能直接促使相關高校成立調查組。這種尷尬並非孤例，此前國內不乏知名科學家公開舉報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終要麼免於懲處，要麼只是被高高提起、輕輕放下。
耿同學認為，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變打假方法有關。過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圖片造假問題，但是這個領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帶，對方可以辯解是"圖片誤用"，道個歉修改下論文就蒙混過關了。
今年耿同學主要從數據異常和圖片PS痕跡兩個方向入手。“圖片可能誤用，但不可能說是不小心PS了，數據相似到那種程度，也不是失誤能解釋的。壹旦解釋不了，就說明存在明確的造假行為”。在他看來，這也是同濟這起學術不端事件最終走向實質性處分的關鍵。
“過去的學術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質，但是疑罪從無，很多時候拿造假者沒辦法。我今年給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實的證據。但凡造假者能給出壹個合理的解釋，也就不會被免職”，耿同學說。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變什麼？
耿同學近期揭露的論文，造假手段大多並不高明，他拿出的證據也常常讓人無可辯駁。可如果造假者把數據做得再真壹點，打假者還能發現嗎？
這是壹位記者曾經提給他的問題，當時他的回答是“確實發現不了”，這個答案讓他自己覺得很不好受。民間打假終究有限度，而國內學術界主動的內部監督機制，用他的話說，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沒有建立過，等於零”。沒有源頭上的限制，學術造假自然屢禁不絕。
5GH團隊負責人解釋，這是壹個世界難題。在全球范圍，目前沒有壹個真正意義上主動監測學術不端的機構。原因也很現實，這個機構放在哪裡都有問題。放在學校裡，學校沒有動力去調查自己的老師。放在相關部門，他們目前連被動處理舉報都已經很吃力了，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支撐壹個主動監測的機構。
至於事後追責，耿同學在最近的視頻裡提到，他已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舉報了這起學術不端案例，對方也已介入。但他心裡清楚，基金委的職責更多是接到舉報後進行被動核查。中國壹年發表的SCI論文多達72萬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動監測也是有心無力。
5GH團隊的經驗是，如今將學術不端案例上報教育部或科技部後，通常會被轉回至相關高校，由學校自行開展調查。深入調查每壹個案例，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圍，即使是事後調查，很多時候也已經滯後。在這種情況下再去建立壹個主動監測機制，除非國家投入壹筆大的專項資源，否則以現有的資源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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