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專欄] 春節的婚事,又因為彩禮談崩了?(圖
“和男朋友談了9年，因為彩禮談崩了。”
歲末年初，本是婚嫁高峰期。在返鄉見雙方父母、籌備婚事的喜悅氛圍中，壹些年輕人卻因彩禮問題陷入兩難。與此同時，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了“彩禮超過5萬元建議分手”“彩禮就是買賣” 的聲音。
情感承諾與現實利益之間的拉扯，使彩禮議題成為輿論焦點。2026年中央壹號文件再次提出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問題，並首次提出了“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新表述。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胡衛衛長期研究彩禮問題，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壹段時間，各地整治高彩禮取得了壹定效果，但治理半徑多局限於縣域或市域。當民間婚配超越行政區劃時，本地治理的效力便大幅衰減。此次中央文件提出以文化地理邊界為依據的“區域協同治理”，“恰恰是對這壹治理盲區的精准回應”。
中央首提聯動治理
春節前夕，壹位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問：“外地嫁到江西，彩禮要多少啊？”
評論區很快熱鬧起來。有人為她謀劃計算，結合兩地彩禮的“行情”，給出了接近20萬元的平均數；還有評論稱自己即將訂婚，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有跟帖熱心提醒：“勸你強硬壹點，這是我走過的路，不能低於20（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春節前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政府發出倡議，再次重申對高額彩禮的反對態度。2月3日發布的2026年中央壹號文件在提及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時，更是首次提出了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表述。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近年來多地整治彩禮的做法，無論是以優先入托等措施進行獎勵，還是以取消文明戶等榮譽進行處罰，又或是制定村規民約進行約束，相關措施多是由區縣市壹級政府制定實施。
胡衛衛指出，這些治理路徑除了面臨“低彩禮沒面子”觀念根深蒂固、治理成本和反彈風險高等共性難題，近年來，隨著職業媒人的“平台化”趨勢，部分婚介從線下走向線上，利用短視頻平台跨區域撮合、規避屬地監管，男女雙方分屬不同省份，本地政策的約束力被嚴重削弱。
區域協同治理的必要性由此體現。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龔為綱的研究顯示，彩禮價格的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彩禮水平相近的地級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鄰，形成穩定的區域性價格。
“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思路，與當前高價彩禮問題的空間分布特征是高度壹致的。”龔為綱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他結合裁判文書網約12萬篇涉彩禮糾紛文書，並借助問卷調查和田野調研發現，高價彩禮區域中存在大量“省際毗鄰地區”，如由皖北、豫東、魯西南構成的黃淮海區域，以及陝甘寧、冀魯、閩浙贛等交界地帶。這些區域在文化特點上具有相似性，彩禮價格形成機制亦相近。但由於行政區劃分屬不同省份，政策標准與執行方式各異，給高價彩禮的統籌解決帶來挑戰。
河南豫東某縣青年准備好在訂婚宴上給女方的16.8萬元彩禮。圖/受訪者提供
胡衛衛進壹步指出，省際毗鄰地區往往呈現出“通婚密集、標准分化”的結構性矛盾。現實中，婚姻市場天然具有跨界屬性。在部分交界區域，客觀上形成“向高彩禮地區嫁女、向低彩禮地區娶親”的套利空間。此外，社會文化邊界與行政邊界存在錯位。毗鄰地區往往同屬方言圈、習俗圈，婚戀流動遵循文化邏輯而非行政區劃。
在胡衛衛看來，此次中央壹號文件提出“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表述，本質上是讓治理半徑匹配婚姻市場真實半徑。這既是對人口流動與社會轉型背景下鄉村治理復雜性的回應，也標志著高額彩禮整治正從“各自為戰”轉向“協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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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歲末年初，本是婚嫁高峰期。在返鄉見雙方父母、籌備婚事的喜悅氛圍中，壹些年輕人卻因彩禮問題陷入兩難。與此同時，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了“彩禮超過5萬元建議分手”“彩禮就是買賣” 的聲音。
情感承諾與現實利益之間的拉扯，使彩禮議題成為輿論焦點。2026年中央壹號文件再次提出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問題，並首次提出了“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新表述。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胡衛衛長期研究彩禮問題，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壹段時間，各地整治高彩禮取得了壹定效果，但治理半徑多局限於縣域或市域。當民間婚配超越行政區劃時，本地治理的效力便大幅衰減。此次中央文件提出以文化地理邊界為依據的“區域協同治理”，“恰恰是對這壹治理盲區的精准回應”。
中央首提聯動治理
春節前夕，壹位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問：“外地嫁到江西，彩禮要多少啊？”
評論區很快熱鬧起來。有人為她謀劃計算，結合兩地彩禮的“行情”，給出了接近20萬元的平均數；還有評論稱自己即將訂婚，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有跟帖熱心提醒：“勸你強硬壹點，這是我走過的路，不能低於20（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春節前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政府發出倡議，再次重申對高額彩禮的反對態度。2月3日發布的2026年中央壹號文件在提及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時，更是首次提出了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表述。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近年來多地整治彩禮的做法，無論是以優先入托等措施進行獎勵，還是以取消文明戶等榮譽進行處罰，又或是制定村規民約進行約束，相關措施多是由區縣市壹級政府制定實施。
胡衛衛指出，這些治理路徑除了面臨“低彩禮沒面子”觀念根深蒂固、治理成本和反彈風險高等共性難題，近年來，隨著職業媒人的“平台化”趨勢，部分婚介從線下走向線上，利用短視頻平台跨區域撮合、規避屬地監管，男女雙方分屬不同省份，本地政策的約束力被嚴重削弱。
區域協同治理的必要性由此體現。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龔為綱的研究顯示，彩禮價格的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彩禮水平相近的地級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鄰，形成穩定的區域性價格。
“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思路，與當前高價彩禮問題的空間分布特征是高度壹致的。”龔為綱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他結合裁判文書網約12萬篇涉彩禮糾紛文書，並借助問卷調查和田野調研發現，高價彩禮區域中存在大量“省際毗鄰地區”，如由皖北、豫東、魯西南構成的黃淮海區域，以及陝甘寧、冀魯、閩浙贛等交界地帶。這些區域在文化特點上具有相似性，彩禮價格形成機制亦相近。但由於行政區劃分屬不同省份，政策標准與執行方式各異，給高價彩禮的統籌解決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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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衛衛進壹步指出，省際毗鄰地區往往呈現出“通婚密集、標准分化”的結構性矛盾。現實中，婚姻市場天然具有跨界屬性。在部分交界區域，客觀上形成“向高彩禮地區嫁女、向低彩禮地區娶親”的套利空間。此外，社會文化邊界與行政邊界存在錯位。毗鄰地區往往同屬方言圈、習俗圈，婚戀流動遵循文化邏輯而非行政區劃。
在胡衛衛看來，此次中央壹號文件提出“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表述，本質上是讓治理半徑匹配婚姻市場真實半徑。這既是對人口流動與社會轉型背景下鄉村治理復雜性的回應，也標志著高額彩禮整治正從“各自為戰”轉向“協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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