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听到"农民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就感到义愤填膺?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因为这是教科书级的谎言。几十年前的教科书就是这么编的。直到现在，从贩夫走卒（农民工——破产农民，及其子弟），到大学教授，都会不过脑子，仅动腮帮子，背诵这一套。他们做出一副不接受反驳的样子，理直气壮，仿佛在守护弱者的命根子。其状令人惊愕。
3
事实上，农村土地所属，不是国家性质的关键。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带头大哥，十月革命后，在农村土地政策上也是有过争议的，并不是直接没收富家的土地充公。
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农村土地政策一直在变化。从“分田分地”，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人公社（初级社高级社），还有文革前，有过短暂的“包产到户”，后来作为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紧急刹车，强令禁止，然后到了改开年代，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土地政策都不一样，但都是社会主义。
可以说，到今天，农村土地政策还在“摇摆”，不然，某些“政策”也就用不着一再“重申”，而且在实践中，全国各地有自己的人创举（正如当年的小冈村）。
这都是农村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回想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或“默许”下，四川广汉悄然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标志着历史性的消灭了“人民公社”。而这样“重要”的消息，当时的报纸竟然不着一字。这无非是担心某些人转不过来弯——以为伤到了农村社会主义路线的根基。
接着“下放土地”（也叫“包干到户”，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原来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全部“租”给农民。由于这一政策的转变，立即使七亿农民摆脱了饥饿，城镇集贸市场农副产品不再紧缺，“凭票供应”迅速成为历史。
由于取得了这样的“伟大成果”，后来的报纸倒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本来“撤销人民公社”和“土地承包制”是两个连贯动作，前者因其“敏感性”避开了宣传。
农民“向公社租用土地”的期限，说是三十年，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是无限期。既然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公社土地，本身就说明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
而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又不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的直接后果，就是束缚了土地的潜力，让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有长治久安的的建设和投入，非当地户籍的人想冒险去农村修房造屋，也被锁死。
4
按现在的有限使用权，土地有时候不是农民的资产，甚至是负资产。例如，当农民由于衰老和疾病等原因而失去耕种能力的时候，无人接手，不能变现，不能抵医药费和护理费，但理论上还对土地负有“责任”——家庭责任承包制嘛。
最后，农村土地终究如魔术师手上的飞刀，当一代农民逝去，再回到“集体”，回到不叫人民公社的“公社”。这将是土改之后，农村土地的第二次“回归集体”这位虚拟的主人。
为了让农民“不失去土地”，就让农民“不拥有土地”，这套逻辑强大得令人无法反驳。
其实，于理于法，“有限产权”也应该可以“有限变现”，使它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尤其是“五保户”的“医保”。例如，农民“五保户”去世前将土地“交还集体”时，获得一定“补偿”。
今天触动我再次修订这篇稿子，企图再发一次的原因，是看到网上流传一个据说是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政府给城镇老人每月几千块钱，老人去世后，他们的房子归政府。也就是说，黄奇帆建议，政府帮助城镇老人用房产养老。
如果这一政策可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民用“责任地”养老？以体现农民在责任地上，除了责任，还有一定的权利？
5
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开始，“集体土地”不是作为一种财产，而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身份标签，被按在农民头上的。
只有按这种逻辑，才能解释农民身份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或者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取消原身份所属的土地。否则，假使土地真正是农民的财产，难道考上大学或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接受一次财产剥夺的惩罚？
这便是农村土地的实质。
也就是说，当青年农民“及第”后便“失地”“失籍”，从此注定只能在房价高昂的城市老死，设若中年“去职”，或老来“思归”，均无再回到故乡居住的可能。陶渊明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归去来辞》只能是一篇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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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农村土地所属，不是国家性质的关键。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带头大哥，十月革命后，在农村土地政策上也是有过争议的，并不是直接没收富家的土地充公。
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来，农村土地政策一直在变化。从“分田分地”，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人公社（初级社高级社），还有文革前，有过短暂的“包产到户”，后来作为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紧急刹车，强令禁止，然后到了改开年代，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土地政策都不一样，但都是社会主义。
可以说，到今天，农村土地政策还在“摇摆”，不然，某些“政策”也就用不着一再“重申”，而且在实践中，全国各地有自己的人创举（正如当年的小冈村）。
这都是农村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回想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或“默许”下，四川广汉悄然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这标志着历史性的消灭了“人民公社”。而这样“重要”的消息，当时的报纸竟然不着一字。这无非是担心某些人转不过来弯——以为伤到了农村社会主义路线的根基。
接着“下放土地”（也叫“包干到户”，或“土地承包责任制”）——把原来属于公社所有的土地，全部“租”给农民。由于这一政策的转变，立即使七亿农民摆脱了饥饿，城镇集贸市场农副产品不再紧缺，“凭票供应”迅速成为历史。
由于取得了这样的“伟大成果”，后来的报纸倒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了。本来“撤销人民公社”和“土地承包制”是两个连贯动作，前者因其“敏感性”避开了宣传。
农民“向公社租用土地”的期限，说是三十年，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是无限期。既然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公社土地，本身就说明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
而可以让农民“无限期租用”，又不可以让农民“实质拥有”的直接后果，就是束缚了土地的潜力，让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有长治久安的的建设和投入，非当地户籍的人想冒险去农村修房造屋，也被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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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在的有限使用权，土地有时候不是农民的资产，甚至是负资产。例如，当农民由于衰老和疾病等原因而失去耕种能力的时候，无人接手，不能变现，不能抵医药费和护理费，但理论上还对土地负有“责任”——家庭责任承包制嘛。
最后，农村土地终究如魔术师手上的飞刀，当一代农民逝去，再回到“集体”，回到不叫人民公社的“公社”。这将是土改之后，农村土地的第二次“回归集体”这位虚拟的主人。
为了让农民“不失去土地”，就让农民“不拥有土地”，这套逻辑强大得令人无法反驳。
其实，于理于法，“有限产权”也应该可以“有限变现”，使它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尤其是“五保户”的“医保”。例如，农民“五保户”去世前将土地“交还集体”时，获得一定“补偿”。
今天触动我再次修订这篇稿子，企图再发一次的原因，是看到网上流传一个据说是原重庆市长黄奇帆的“政策建议”，他建议政府给城镇老人每月几千块钱，老人去世后，他们的房子归政府。也就是说，黄奇帆建议，政府帮助城镇老人用房产养老。
如果这一政策可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民用“责任地”养老？以体现农民在责任地上，除了责任，还有一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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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计划经济开始，“集体土地”不是作为一种财产，而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身份标签，被按在农民头上的。
只有按这种逻辑，才能解释农民身份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或者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取消原身份所属的土地。否则，假使土地真正是农民的财产，难道考上大学或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接受一次财产剥夺的惩罚？
这便是农村土地的实质。
也就是说，当青年农民“及第”后便“失地”“失籍”，从此注定只能在房价高昂的城市老死，设若中年“去职”，或老来“思归”，均无再回到故乡居住的可能。陶渊明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归去来辞》只能是一篇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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