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27年,重返人间:一个云南农民的半生挣扎
杨徐邱和大儿子徐云鹏站在自家田地与金某某家田地分隔的水沟边上，自家田地已经被征用建设为小学（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刑狱
杨徐邱入狱后，家中剩下他的母亲、妻子和一对十几岁的儿女。大儿子徐云鹏当年21岁，已经结婚，分家出去住了。他们拿不出一审判决中附带的给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000元的民事赔偿，执行人员于是搬走了屋里的家电、粮食等物品冲抵部分现金。那段时期，邱云波感到“真是难”，“家里搬空了，我们一家靠种地生活。我读到初一后就没有再读书了，没条件，到了16岁，我就出去打工。”
杨徐邱被收押在云南省第三监狱，离坡脚村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从坡脚村去一次需要转几趟车，花费两天时间。入狱两三年后，邱云波才和母亲第一次去看望父亲。二十多年间，他们去的次数有限。杨徐邱记得，妻子杨树兰只探望过他两次，“第二次她跟我说，我等不到你出来了，之后她果然就去世了。我被抓之后，她很不容易，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收入，既要为案子奔波，又要养育小孩。”杨徐邱母亲也在他入狱期间去世。
服刑期间，犯人需要接受劳动改造，杨徐邱织过假发、缝过衣服、做过化学肥料。入狱一两年后，杨徐邱认为自己无罪，拒绝做任何劳动，无论被怎样处罚，他都不做。久而久之，他不劳动也不再受到惩罚，但为了给自己赚取生活物资，他开始帮其他犯人劳动。“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儿女给我带的钱，我就帮人干活，让他们给我买肥皂、买水果。这么多年，我帮忙过的人不下上百个。”出狱时，杨徐邱存下了2500多元。
杨徐邱不劳动，也不认罪，在狱中写年终总结和“今后努力方向”时，他表示要继续申诉。因为这些表现，他觉得自己减刑的概率比其他狱友低。1996年，他由死刑缓期两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2007年，由无期徒刑被改为有期徒刑19年零9个月。年过六十后，杨徐邱的减刑次数变得频繁。2010年至2016年，几乎每年都获得减刑，2016年减刑后，他的刑期截止在2020年12月。
服刑27年间，杨徐邱一直在写申诉信，以“有关供述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具备作案时间”等理由请求改判。起初，他每个月寄一两封信，给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高院、大理州法院、云南省司法厅等单位。后来寄信频率减少，但一直没有停止。为了整理案件资料，他将判决书、申诉状以及收到的回信都誊抄在一个记事本上。
2017年，给最高人民法院寄了二十多年申诉信后，杨徐邱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徐邱的申诉理由部分成立。”2020年，云南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书，撤销1994年两则判决，将案件发回大理州法院重新审判。2024年9月，大理州中院再审认为杨徐邱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主要证据存在矛盾和疑点，不能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行为，但依旧认定其犯有强奸罪。
杨徐邱不服，他坚称强奸事实是金某某捏造的谎言，“她说地点是她家的菜园和马圈，从客观条件上讲，这两个地方能不能实施？难道其他人都不在家？我一个外人凭什么知道她家没有人？当年的矮房子家家户户只隔一堵土墙，喊一句周围人都听得到，为什么不喊？我刺了她胸口一刀，她丈夫发现不了？发现了他能忍得了这口气？”
杨徐邱对此提出上诉。2025年4月，云南省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杨徐邱觉得自己依然没有洗清罪犯的污名。接受采访时，他屡次将话题绕回继续申诉的打算上，“强奸罪是为了杀人罪才调查的，为什么不一起平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他，“如果要平反，怎么推翻当年金某某的口供和物证？”杨徐邱认为只要想调查，总会有办法，“可以在村里问，金某某伤痕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总会有人知道。还可以模拟当时的现场做实验，按金某某的说法是否能实施（强奸）。”“过去近40年了，怎么还原现场？”“40岁以上的人、附近的邻居完全能说出原来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中没有提及强奸罪，考虑到主张无罪的现实难度，代理杨徐邱案的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曾在云南省高院的二审提出“强奸加重情节认定错误、量刑过重”替他辩护。杨徐邱不满意，“没做过的事我不认罪，我的目的不是赔偿我更多钱，我想追求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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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刑狱
杨徐邱入狱后，家中剩下他的母亲、妻子和一对十几岁的儿女。大儿子徐云鹏当年21岁，已经结婚，分家出去住了。他们拿不出一审判决中附带的给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000元的民事赔偿，执行人员于是搬走了屋里的家电、粮食等物品冲抵部分现金。那段时期，邱云波感到“真是难”，“家里搬空了，我们一家靠种地生活。我读到初一后就没有再读书了，没条件，到了16岁，我就出去打工。”
杨徐邱被收押在云南省第三监狱，离坡脚村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从坡脚村去一次需要转几趟车，花费两天时间。入狱两三年后，邱云波才和母亲第一次去看望父亲。二十多年间，他们去的次数有限。杨徐邱记得，妻子杨树兰只探望过他两次，“第二次她跟我说，我等不到你出来了，之后她果然就去世了。我被抓之后，她很不容易，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收入，既要为案子奔波，又要养育小孩。”杨徐邱母亲也在他入狱期间去世。
服刑期间，犯人需要接受劳动改造，杨徐邱织过假发、缝过衣服、做过化学肥料。入狱一两年后，杨徐邱认为自己无罪，拒绝做任何劳动，无论被怎样处罚，他都不做。久而久之，他不劳动也不再受到惩罚，但为了给自己赚取生活物资，他开始帮其他犯人劳动。“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儿女给我带的钱，我就帮人干活，让他们给我买肥皂、买水果。这么多年，我帮忙过的人不下上百个。”出狱时，杨徐邱存下了2500多元。
杨徐邱不劳动，也不认罪，在狱中写年终总结和“今后努力方向”时，他表示要继续申诉。因为这些表现，他觉得自己减刑的概率比其他狱友低。1996年，他由死刑缓期两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2007年，由无期徒刑被改为有期徒刑19年零9个月。年过六十后，杨徐邱的减刑次数变得频繁。2010年至2016年，几乎每年都获得减刑，2016年减刑后，他的刑期截止在2020年12月。
服刑27年间，杨徐邱一直在写申诉信，以“有关供述系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所致”“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具备作案时间”等理由请求改判。起初，他每个月寄一两封信，给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高院、大理州法院、云南省司法厅等单位。后来寄信频率减少，但一直没有停止。为了整理案件资料，他将判决书、申诉状以及收到的回信都誊抄在一个记事本上。
2017年，给最高人民法院寄了二十多年申诉信后，杨徐邱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杨徐邱的申诉理由部分成立。”2020年，云南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书，撤销1994年两则判决，将案件发回大理州法院重新审判。2024年9月，大理州中院再审认为杨徐邱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主要证据存在矛盾和疑点，不能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行为，但依旧认定其犯有强奸罪。
杨徐邱不服，他坚称强奸事实是金某某捏造的谎言，“她说地点是她家的菜园和马圈，从客观条件上讲，这两个地方能不能实施？难道其他人都不在家？我一个外人凭什么知道她家没有人？当年的矮房子家家户户只隔一堵土墙，喊一句周围人都听得到，为什么不喊？我刺了她胸口一刀，她丈夫发现不了？发现了他能忍得了这口气？”
杨徐邱对此提出上诉。2025年4月，云南省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杨徐邱觉得自己依然没有洗清罪犯的污名。接受采访时，他屡次将话题绕回继续申诉的打算上，“强奸罪是为了杀人罪才调查的，为什么不一起平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他，“如果要平反，怎么推翻当年金某某的口供和物证？”杨徐邱认为只要想调查，总会有办法，“可以在村里问，金某某伤痕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总会有人知道。还可以模拟当时的现场做实验，按金某某的说法是否能实施（强奸）。”“过去近40年了，怎么还原现场？”“40岁以上的人、附近的邻居完全能说出原来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中没有提及强奸罪，考虑到主张无罪的现实难度，代理杨徐邱案的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曾在云南省高院的二审提出“强奸加重情节认定错误、量刑过重”替他辩护。杨徐邱不满意，“没做过的事我不认罪，我的目的不是赔偿我更多钱，我想追求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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