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為什麼"知識企業家"如此重要?

為什麼“知識企業家”如此重要?——從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談文明性增長


作者:趙曉壹、從“增長”到“文明性創新增長”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布,是人類經濟增長思想的壹次分水嶺。



瑞典中央銀行2025年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1]

獲獎者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並非簡單地在研究“經濟增長”,他們揭示了增長的本質是壹種文明機制:

技術只是表層,真正推動持續繁榮的,是知識、制度與信念所構成的文明程度。

他們的研究讓人們看到,經濟學對增長的認識,已經走過了至少伍個階段:

• 1️、投入驅動——以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模型為代表,強調儲蓄、投資與資源動員的作用;

• 2️、技術驅動——以索洛(Robert Solow)模型為代表,強調生產效率與外生技術進步;隨後,保羅·羅默(Paul Romer)提出內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轉化為企業研發與知識積累的結果;再到阿吉翁與豪伊特(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建立的“創造性毀滅”模型,揭示創新是壹個舊事物不斷被取代、新事物持續誕生的動態循環——增長不再是靜態積累,而是制度化的創新過程。

• 3️、結構驅動——以劉易斯(W. Arthur Lewis)、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為代表,強調產業結構轉型,突出從“增長”走向“發展”的過程:經濟進步不僅是數量的擴張,更是社會結構與人力資源的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遷移、從低生產率向高生產率的跨越。

• 4️、制度驅動——以諾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為代表,突出產權、法治與包容性制度對增長的決定作用;


• 5️、文明性增長(Civilizational Growth)——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等人為代表,揭示文化、信念與文明環境對創新與持續繁榮的深層驅動。

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莫基爾的《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這壹路徑強調:

現代經濟增長不僅源於制度激勵,更根植於壹種文明心智——即相信理性、尊重知識、容忍異見、追求真理的社會大環境。

文明性增長的核心,不在資本多少,而在社會是否形成壹種尊重真理、鼓勵創新、包容破壞、約束權力的文化生態。

這正是莫基爾所稱的“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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