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居家照护患病妻子11年:把私人痛苦活成公共的光

[哈佛] 哈佛教授居家照护患病妻子11年:把私人痛苦活成公共的光

2025-10-16 | 来源: 谷雨实验室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安妮以她的苦痛，赠予阿瑟深远的启示，锚定了他医学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起点：保持在场，凝神倾听，积极回应。等到阿瑟晚年成为妻子的24小时照护者，这依然是他每天实践的方法，也是照护精神的体现。

同一时期，医学生阿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琼比他大两岁，是一个睿智优雅的女性。她当时在斯坦福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吴元黎的研究助理。她有一个中文名凯博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阿瑟的中文名是凯博文。琼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这一年原本是她的过渡年——她计划先回美国挣点钱，再重返欧洲深造。一天，在那条很多人匆匆忙忙去学校电影院的路上，两个年轻人相遇了。一年后，他们结婚了。此后，如果不能说他的人生大计全部取代了她的，至少她也都是以他为轴心来运转自己的。

凯博文和妻子琼结婚照

新婚不久，阿瑟因为服兵役，被派到台湾，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二部担任公共卫生服务临床研究员。他在城市和农村走访那些被严重污名化的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庭，比如，麻风病人和结核病人。琼辞掉斯坦福的工作，陪同阿瑟到台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中国艺术史。她也帮阿瑟做访谈，做翻译，做研究助手。台湾研究花费三年，阿瑟以此出版了第一本着作《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疗愈者》，这本书后来成为医学人类学的奠基性着作。四十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阿瑟·克莱曼学术庆生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同事评价这本书是将他们引入医学人类学大门的“绿皮书”。

1980年，阿瑟访谈了100多个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据此，他写出了《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琼和阿瑟一起待在长沙做访谈，也是他书稿的编辑。“琼绝对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但她不愿意署名，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这本书让阿瑟在中国精神病学界出了名，因为他把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现代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因为这一研究建立起了政治创伤、地域文化与精神病学之间的联系，他在美国也出了名。

日常生活中，这对夫妻也形成了他们的婚姻模式：一如阿瑟把自己的衣食、薪水、房子、孩子、母亲和狗通通交付给妻子照护，在某些关键的职业选择上，他同样完全信服妻子，由她说了算。在《照护》一书中，他把那段有妻子照护的时光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

35岁那年，我拿到两份工作邀请。一份工作是留在哈佛大学，非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另一份是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琼只花了两分钟时间，就为我们家做出了那个重大决定。我们决定举家迁往无亲无故的西雅图，去拿终身教职。这样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定，对于未来也更有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