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青年教師墜亡背後:被忽視的學術界自殺危機
媒體報道的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匯總統計，1992～2024年（n = 130）
數據來源：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作圖：冀思宇
雖然並不完全，這些冷冰冰的數據顯示出了學術界自殺的幾個關鍵趨勢。
首先，中國學者的自殺案例數量呈現上升態勢。能找到的最早期的案例發生在1992年，1990至1999年期間僅有兩例；2000至2009年，自殺案例顯著增加至38例；2010至2019年持續攀升至52例；僅2020至2024年的新增案例共計38例，已與2000～2009年的報告總數持平。
其次，在自殺方式上，從高處墜亡（即：跳樓）是學術界自殺的最主要方式（89例，占68.5%），且自殺者年齡越大，選擇跳樓的傾向似乎也越大。
除此外，導致中國學者自殺的誘因是多方面的，且自殺誘因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學生的壓力源主要包括高強度的學業負擔、師生關系緊張、職場騷擾及校園霸凌；教師的自殺案例則更多與科研產出壓力、績效考核及職業晉升相關。
這些研究生與導師們的自殺誘因中，排名前叁的分別為：學術壓力（65%），個人病史與信仰（28%）和家庭問題（10%）。這其中，學術壓力是導致研究生自殺的主要誘因。相比男性，女性自殺者更易受家庭矛盾影響：約20%的女性自殺案例涉及家庭因素，這壹數據在男性中的數據僅為5%；男性自殺者的自殺誘因更多與個人因素相關，如精神疾病、存在性危機等。
最後，上述研究中還提到了媒體對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的報道情況，報道的側重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早期的自殺案例報道更關注個人因素，比如強調死者患有抑郁症或遭受情感挫折；近些年的報道則愈發強調自殺者面臨的學術壓力、支持不足等問題。
02
選擇結束生命的個體
往往來自農村或欠發達地區
在媒體報道中，自殺的直接誘因常常被歸結為家庭壓力、工作壓力或學業壓力，這並非巧合，它們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文化和社會原因。因為媒體報道的學術界自殺事件中，多數案例來自“985、211”等科研密集型高校，這些案例本身也體現了中國科研人員所面臨的高壓力環境。
近年來，嚴格的畢業標准、“非升即走”等苛刻的職稱晉升條件、有限而激烈競爭的科研經費與崗位，都讓學生及研究人員長期處在高壓狀態。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帶來的不僅是身體疲憊，進而引發情緒倦怠甚至是焦慮和抑郁。
競爭的另壹面是孤立感。學術圈講求“出成績”，很多人因擔心落後而減少與同事的交流，在研究中變得形單影只。這種社交隔離，使他們在需要情感支持時更難尋求幫助。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等級制度，也容易滋生權力失衡和有害的人際關系，進壹步加劇人們的情緒困擾。
研究數據還顯示，雖然大多數自殺事件都發生在北京等大城市的科研機構，但選擇結束生命的個體往往來自農村或欠發達地區，這組矛盾說明許多青年科研人員的自殺很可能與現實的經濟壓力相關。他們在大城市面臨高昂的住房成本，但僅憑借科研所獲薪資難以負擔體面的住所，由此產生的對學術與生活的不滿不斷累積。與此同時，遠離家鄉、與家人分離也進壹步加劇了他們的孤獨感。
不僅如此，在文章發布後的發布會上，作者吳志明還進壹步強調了，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壹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壹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壹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public health issue）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幹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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