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确定摆在眼前,他们为何仍然选择赴美留学?
带着爸妈“多融入当地文化，走出华人(专题)小圈子”的嘱托来到美国后，郑元发现，“有很多困难，当地人跟我们不是一个处境，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也帮不上忙。同一属性的留学生，才能够互相帮助，一起克服困难。”为了完成非常复杂的报税流程，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研究了一个多星期才弄完。
即使在华人圈里，吴迪也觉得，比起在国内，这里很难交到知心朋友。吴迪更多只能去看书、思考，找一点事情做来应对孤独。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些独在异乡的年轻人，开始被迫学会独立，快速成长。
两年里，刘宇深入观察和分析美国及国内的就业市场动态、行业趋势、求职资源。“我去美国的目的很简单，不是去浪费父母钱的，我毕业了需要立刻开始找工作，当然要把这个事情搞懂。”留学赋予的自由时间，让他可以更专注目标。
吴迪开始学会“主动出击”。她深知成为教授研究助理对申请研究生和寻找高质量实习有巨大助力。“如果你想参加教授的项目，就得自己主动给教授发邮件，比如在Google Scholar看教授的文章，觉得感兴趣，就写邮件说自己的能力、兴趣，问能不能加入研究。”吴迪给全学院几乎所有老师发去了邮件，介绍自己的情况、表达想要成为助理的强烈意愿。努力没有白费，下个学期，她将成为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
这种经历也改变了她的社交观。以前她觉得社交就是为了玩。现在她感到，通过有目的的社交去争取资源、达成目标，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她提到一位朋友的成功案例：通过在LinkedIn上主动联系校友，真诚地请求“咖啡面谈”推荐自己，最终拿到了苹果公司圣地亚哥分公司一份月薪达8000美元的实习机会。
相较于本科阶段，郑元感受到，现在的学校和环境，给他带来了更多机会。如今他的社交圈里有在斯坦福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的学长，有普林斯顿的教授，还有在Open AI等前沿机构工作的同学，“在社交的时候会帮助我认识到更多的人，在这里会有种被资源选择的感觉。”
前不久，郑元收到了亚马逊的实习Offer。这对于想要留美工作的他，迈出了第一步。他很难说清自己对美国留学的复杂感情，甚至还会怀念在国内更熟悉的生活，但他还是觉得，从个人能力提升、视野拓展以及未来职业发展（包括赚钱潜力）的角度来说，留学依然值得。
祛魅后，留学价值几何
7月3日，美国“大而美”法案正式通过，其中大幅提高了美国富裕私立大学（如常春藤盟校、斯坦福、MIT等）捐赠基金的税率，还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大刀阔斧削减联邦教育支出。美国大学进一步陷入财政危机，也让留美的风险和性价比进一步摇摆。
“美国大学上一轮经历的财政危机，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当时很多美国高校特别是公立学校，解决方法之一是招募国际学生，适逢中国经济和中产的崛起，中国本科留学生的数量也在那段时间之后有非常明显的增长。”马颖毅告诉记者。
然而，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和过去很不一样的现在，马颖毅觉得，美国高校如果想再一次利用扩招国际学生的方案来应对财政危机，很难如过去那般行之有效。
马颖毅认为，美国高校肯定不会放弃国际学生，也一直都希望能够让国际学生的生源背景更加多元化。“近些年美国高校的越南、中东的国际学生，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和需求。”她提到。
同时，她观察到一个新趋势：随着中国顶尖高校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排名不断提升，美国正在失去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国内或选择其他顶尖学府深造。但对于985、211或下一层级院校的学生来说，赴美留学仍有很强的吸引力，马颖毅说，“甚至一些二本院校的学生，如果比较会包装，或者拥有足够亮眼的申请背景和成绩，也有可能申请到顶尖美国学校的硕士，实现教育的一种阶层跃升。”
在她看来，中国学生和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互相需要的，“只要中美关系的门是打开的，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大学这种互相需要的关系，仍然是可持续的。”
顾欣旖作为一线留学咨询师，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国内社会对留学看法的变化。她指出，不同于早年间被捧上神坛、自带光环的“海归(专题)”，“现在大家对于海外学历已经‘祛魅’了。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是你‘好不好用’，跟你是不是有美国学历没有太大关系。”在她看来，当下留美就业的困难，也影响了潜在申请者和家庭对赴美留学的预期和评价。纯粹依靠一纸文凭就能获得高额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学历的“硬通货”属性明显减弱，“大家的选择是可以预见的。”
王琪对“性价比”的下降有切身体会。家里为她赴康奈尔大学攻读一年半的硕士项目，准备了150万元到200万元人民币(专题)的预算。高昂的投入让她甚至考虑是否主动将项目延长至两年。“大家普遍觉得1年制的项目比较水，如果我能在美国待2年的话，我会有两个暑期可以去实习，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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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华人圈里，吴迪也觉得，比起在国内，这里很难交到知心朋友。吴迪更多只能去看书、思考，找一点事情做来应对孤独。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些独在异乡的年轻人，开始被迫学会独立，快速成长。
两年里，刘宇深入观察和分析美国及国内的就业市场动态、行业趋势、求职资源。“我去美国的目的很简单，不是去浪费父母钱的，我毕业了需要立刻开始找工作，当然要把这个事情搞懂。”留学赋予的自由时间，让他可以更专注目标。
吴迪开始学会“主动出击”。她深知成为教授研究助理对申请研究生和寻找高质量实习有巨大助力。“如果你想参加教授的项目，就得自己主动给教授发邮件，比如在Google Scholar看教授的文章，觉得感兴趣，就写邮件说自己的能力、兴趣，问能不能加入研究。”吴迪给全学院几乎所有老师发去了邮件，介绍自己的情况、表达想要成为助理的强烈意愿。努力没有白费，下个学期，她将成为一位教授的研究助理。
这种经历也改变了她的社交观。以前她觉得社交就是为了玩。现在她感到，通过有目的的社交去争取资源、达成目标，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她提到一位朋友的成功案例：通过在LinkedIn上主动联系校友，真诚地请求“咖啡面谈”推荐自己，最终拿到了苹果公司圣地亚哥分公司一份月薪达8000美元的实习机会。
相较于本科阶段，郑元感受到，现在的学校和环境，给他带来了更多机会。如今他的社交圈里有在斯坦福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的学长，有普林斯顿的教授，还有在Open AI等前沿机构工作的同学，“在社交的时候会帮助我认识到更多的人，在这里会有种被资源选择的感觉。”
前不久，郑元收到了亚马逊的实习Offer。这对于想要留美工作的他，迈出了第一步。他很难说清自己对美国留学的复杂感情，甚至还会怀念在国内更熟悉的生活，但他还是觉得，从个人能力提升、视野拓展以及未来职业发展（包括赚钱潜力）的角度来说，留学依然值得。
祛魅后，留学价值几何
7月3日，美国“大而美”法案正式通过，其中大幅提高了美国富裕私立大学（如常春藤盟校、斯坦福、MIT等）捐赠基金的税率，还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大刀阔斧削减联邦教育支出。美国大学进一步陷入财政危机，也让留美的风险和性价比进一步摇摆。
“美国大学上一轮经历的财政危机，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当时很多美国高校特别是公立学校，解决方法之一是招募国际学生，适逢中国经济和中产的崛起，中国本科留学生的数量也在那段时间之后有非常明显的增长。”马颖毅告诉记者。
然而，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和过去很不一样的现在，马颖毅觉得，美国高校如果想再一次利用扩招国际学生的方案来应对财政危机，很难如过去那般行之有效。
马颖毅认为，美国高校肯定不会放弃国际学生，也一直都希望能够让国际学生的生源背景更加多元化。“近些年美国高校的越南、中东的国际学生，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有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和需求。”她提到。
同时，她观察到一个新趋势：随着中国顶尖高校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排名不断提升，美国正在失去中国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国内或选择其他顶尖学府深造。但对于985、211或下一层级院校的学生来说，赴美留学仍有很强的吸引力，马颖毅说，“甚至一些二本院校的学生，如果比较会包装，或者拥有足够亮眼的申请背景和成绩，也有可能申请到顶尖美国学校的硕士，实现教育的一种阶层跃升。”
在她看来，中国学生和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互相需要的，“只要中美关系的门是打开的，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大学这种互相需要的关系，仍然是可持续的。”
顾欣旖作为一线留学咨询师，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国内社会对留学看法的变化。她指出，不同于早年间被捧上神坛、自带光环的“海归(专题)”，“现在大家对于海外学历已经‘祛魅’了。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是你‘好不好用’，跟你是不是有美国学历没有太大关系。”在她看来，当下留美就业的困难，也影响了潜在申请者和家庭对赴美留学的预期和评价。纯粹依靠一纸文凭就能获得高额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学历的“硬通货”属性明显减弱，“大家的选择是可以预见的。”
王琪对“性价比”的下降有切身体会。家里为她赴康奈尔大学攻读一年半的硕士项目，准备了150万元到200万元人民币(专题)的预算。高昂的投入让她甚至考虑是否主动将项目延长至两年。“大家普遍觉得1年制的项目比较水，如果我能在美国待2年的话，我会有两个暑期可以去实习，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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