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确定摆在眼前,他们为何仍然选择赴美留学?
实际上，早在特朗普上一任期，赴美留学生们便已经历过一波动荡。2018年，特朗普政府收紧了STEM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这些受限专业留学生的签证从5年缩短为1年。然而，这些领域几乎覆盖了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最主流的专业。
更大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已经踏上美国土地的学子。郑元所在的普渡大学，中国学生数量近年来本就在缓慢下降。然而，今年春天事态急转直下，仍超出了他和同学们的预料。郑元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不少帖子：普渡大学突然撤销许多中国申请者的录取通知书（Offer），甚至有些学生的I-20表格（申请F1签证的必要文件）已经办妥，签证也已经下发，Offer依然被收回。
很快，这股寒流就吹到了他身边的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签证毫无预兆地被撤销，原因仅仅是在一次酒吧小聚中，与邻座发生了些许口角争执。
恐慌瞬间蔓延。郑元后来得知，仅仅到今年4月份，就有约4000名国际学生的签证遭遇撤销。他的朋友和部分学生通过加入律所组织的集体诉讼，在多方压力下恢复了签证，“但是不会再发新的签证，他可以安全待在美国，但是一旦离开美国，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郑元提到。这意味着，他们被“锁”在了美国境内，与家人团聚成为奢望，更遑论国际学术交流。
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从2012年起，访谈了美国50多所高校和中国9所高中500多名中国本科留学生，并将七年的研究写成《留学的孩子》一书。她告诉记者，除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政府对于本土高校打压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层层传导向国际学生。她认识的不少美国高校教授，也处于焦虑和失望中。“美国不少大学开始出现财政困难，出钱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项目在很多学校开始缩小，甚至直接停了。而读PhD项目的国际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对他们来说，机会的确在减少。”马颖毅说。
身份、签证和前路
最近的动荡，让于浩觉得几年前的“噩梦”重演。那时刚拿到研究生Offer的他，被夹在两股不可抗力之间：国内美国领馆因故关闭，签证无门；而大洋彼岸的学校则坚决不同意提供远程网课选项。进退维谷的煎熬持续了半年，学校终于同意他延迟入学。抓住这短暂窗口期，他不得不花了远超正常票价数倍的价格从“黄牛”手中购得一张经济舱机票，才得以成行。更糟糕的是，入境时，他被海关官员带进俗称的“小黑屋”，经历了长达3小时的盘问和等待。
“当时的政策给我的留学造成了非常多的困难，也因此吃了很多苦。”于浩说。
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敏感的机器人技术，签证官只批给了他一年有效期的F1签证。在为期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中，于浩无法回国探亲。
而他留美工作的热情，也从刚刚进入美国时的高涨，到毕业后完全消失了。于浩并非没想过留美，但找工作时，只要把“需要工作签证赞助（H-1B）”一栏打上勾，投出的简历，基本都石沉大海。即使有内推机会，也往往杳无音信。
于浩逐渐看清了那道“身份”的屏障。作为国际学生，想要长期留美工作，需要雇主愿意且有能力赞助H-1B工作签证，但H-1B签证实行抽签制，中签率并不高。这意味着雇主需要先行投入几千美元的成本和大量精力。于浩理解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雇主们会选择用脚投票，倾向于本就有身份的求职者。
比眼前求职困境影响更深远的是那道众所周知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如果你是亚洲人，你最后事业发展一定会碰到一个天花板，所以我更愿意回国来我自己熟悉的领域，无论是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还是作为中国人在技术空间领域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研究生毕业后，在同时拿到中美两地的工作Offer后，于浩决定回国发展。
即使像刘宇一样，在美读完两年硕士找到满意工作并成功抽中H-1B签证，也远非踏上坦途。相反，他告诉记者，很多留美工作的人自嘲被困在其中，成为“H-1B的奴隶”。
刘宇在美工作的几年里，因为H-1B只有一年有效期，每一次回国，他都要重新面签，也要反复经历过签时可能遭遇审查延误甚至拒签，导致无法返岗的风险。而他的印度同事，H-1B签证的有效期却有三年。风险让很多人多年不敢回国，他们也不敢轻易跳槽，面对雇主的额外要求或不公待遇，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害怕失业——一旦失业超过60天，就必须离开美国。“尤其是那些读过敏感专业，又身处更敏感行业的人。”刘宇感慨，“这样的日子过得也挺可悲的。”
雪上加霜的是生活成本飙升。工作几年后，刘宇发现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物价的涨幅。“逐渐存不下钱了。”近两年，他的房租涨幅接近50%。“但凡想稍微改善下居住条件，基本房租翻倍。”不想再反复面对签证折磨的刘宇，卡在即将30岁的节点上，最终决定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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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已经踏上美国土地的学子。郑元所在的普渡大学，中国学生数量近年来本就在缓慢下降。然而，今年春天事态急转直下，仍超出了他和同学们的预料。郑元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不少帖子：普渡大学突然撤销许多中国申请者的录取通知书（Offer），甚至有些学生的I-20表格（申请F1签证的必要文件）已经办妥，签证也已经下发，Offer依然被收回。
很快，这股寒流就吹到了他身边的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签证毫无预兆地被撤销，原因仅仅是在一次酒吧小聚中，与邻座发生了些许口角争执。
恐慌瞬间蔓延。郑元后来得知，仅仅到今年4月份，就有约4000名国际学生的签证遭遇撤销。他的朋友和部分学生通过加入律所组织的集体诉讼，在多方压力下恢复了签证，“但是不会再发新的签证，他可以安全待在美国，但是一旦离开美国，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郑元提到。这意味着，他们被“锁”在了美国境内，与家人团聚成为奢望，更遑论国际学术交流。
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从2012年起，访谈了美国50多所高校和中国9所高中500多名中国本科留学生，并将七年的研究写成《留学的孩子》一书。她告诉记者，除了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政府对于本土高校打压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层层传导向国际学生。她认识的不少美国高校教授，也处于焦虑和失望中。“美国不少大学开始出现财政困难，出钱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项目在很多学校开始缩小，甚至直接停了。而读PhD项目的国际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对他们来说，机会的确在减少。”马颖毅说。
身份、签证和前路
最近的动荡，让于浩觉得几年前的“噩梦”重演。那时刚拿到研究生Offer的他，被夹在两股不可抗力之间：国内美国领馆因故关闭，签证无门；而大洋彼岸的学校则坚决不同意提供远程网课选项。进退维谷的煎熬持续了半年，学校终于同意他延迟入学。抓住这短暂窗口期，他不得不花了远超正常票价数倍的价格从“黄牛”手中购得一张经济舱机票，才得以成行。更糟糕的是，入境时，他被海关官员带进俗称的“小黑屋”，经历了长达3小时的盘问和等待。
“当时的政策给我的留学造成了非常多的困难，也因此吃了很多苦。”于浩说。
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敏感的机器人技术，签证官只批给了他一年有效期的F1签证。在为期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中，于浩无法回国探亲。
而他留美工作的热情，也从刚刚进入美国时的高涨，到毕业后完全消失了。于浩并非没想过留美，但找工作时，只要把“需要工作签证赞助（H-1B）”一栏打上勾，投出的简历，基本都石沉大海。即使有内推机会，也往往杳无音信。
于浩逐渐看清了那道“身份”的屏障。作为国际学生，想要长期留美工作，需要雇主愿意且有能力赞助H-1B工作签证，但H-1B签证实行抽签制，中签率并不高。这意味着雇主需要先行投入几千美元的成本和大量精力。于浩理解在就业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雇主们会选择用脚投票，倾向于本就有身份的求职者。
比眼前求职困境影响更深远的是那道众所周知的“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如果你是亚洲人，你最后事业发展一定会碰到一个天花板，所以我更愿意回国来我自己熟悉的领域，无论是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还是作为中国人在技术空间领域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研究生毕业后，在同时拿到中美两地的工作Offer后，于浩决定回国发展。
即使像刘宇一样，在美读完两年硕士找到满意工作并成功抽中H-1B签证，也远非踏上坦途。相反，他告诉记者，很多留美工作的人自嘲被困在其中，成为“H-1B的奴隶”。
刘宇在美工作的几年里，因为H-1B只有一年有效期，每一次回国，他都要重新面签，也要反复经历过签时可能遭遇审查延误甚至拒签，导致无法返岗的风险。而他的印度同事，H-1B签证的有效期却有三年。风险让很多人多年不敢回国，他们也不敢轻易跳槽，面对雇主的额外要求或不公待遇，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害怕失业——一旦失业超过60天，就必须离开美国。“尤其是那些读过敏感专业，又身处更敏感行业的人。”刘宇感慨，“这样的日子过得也挺可悲的。”
雪上加霜的是生活成本飙升。工作几年后，刘宇发现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物价的涨幅。“逐渐存不下钱了。”近两年，他的房租涨幅接近50%。“但凡想稍微改善下居住条件，基本房租翻倍。”不想再反复面对签证折磨的刘宇，卡在即将30岁的节点上，最终决定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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