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调查:一个脆弱型中产提前还清500万房贷后
2023年春天，李彦提前还清了自己在北京三环的100平住房贷款，他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
一次性还清500万的代价是，所有存款加上父母东拼西凑的援助，银行卡上只剩下二三十万。
而当时的他刚刚失业，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生活的脆弱性渐次展现在眼前。
“奋斗十年，只剩一套房”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十年，李彦始终是朋友圈中标准的中产男。他本科毕业于985大学，先去了深圳工作，后来成为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中层。
“入职那年，公司正投入一个新项目，目标就是做出爆款，我的+1（上级）雄心勃勃说要改变市场。”
他所在的小组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年轻不觉得累，甚至还觉得挺有成就感，拼一拼就能有出头之日”。
那时他的收入在逐年上涨，和大学相识的女友结婚后，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套总价700万元的三居室，首付210万、贷款近500万。
月供超两万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水准，双方父母可以提供每月一万元的补助，所以生活压力并不算大。
周末李彦一家开车去山姆超市囤货，每年两次出国旅行，在女儿的教育上，他们也花了不少心思。
“每周她都会去天津一家知名学校上音乐课，每个学期花费在两万左右。女儿刚开始对学琴不是很感兴趣，我们就各种方法强迫她去。”
对此，李彦语气中仍带着一丝骄傲。往返京津两地的交通和住宿成本就不低，但夫妻俩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在北京也有相同的音乐艺术教育，但像她这种低龄艺术教育去天津比较划算。
2021年，公司业务面临瓶颈，他所负责的项目被终止，整个中层管理团队也被裁撤。他拿到了一笔10万元的赔偿金，不过这笔钱相较他在公司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其实并不算多。
被裁后，李彦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开始找工作，现实远比预期困难得多。“简历投出去多数都石沉大海，有面试机会，但薪水远远不及之前，有的降薪将近一半，刚开始无法接受，在面试了大概三十家企业之后，就有点绝望了。”
李彦最终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找到了工作，工资只有此前的一半。试用期被派去新疆出差，又遇上当地突发疫情，被隔离在宾馆近一个月。返京后，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终止了他的劳动合同。
他的妻子本是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想找工作却四处碰壁。“很多岗位只要35岁以下，她当时已经30多了，而且长期没有工作，和年轻人抢工作没有优势。”
“38.2% 的脆弱中产”
收入断崖式下滑的同时，房贷还在。
他和妻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要卖掉三环的房子，二是提前还完贷款。当时房产市场并不乐观。“挂出去很久没人来看，周围的成交价格也在跌，心里实在舍不得。”
在2023年，提前还房贷是一个大趋势，他们也由此做出了决定：“至少有一套房子，但也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还完房贷，几张银行卡里的钱都集中算了一下，大概只剩下不到二三十万”。
李彦所经历的这段日子，也是不少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生活方式被重塑的三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分析，当时一线城市中产家庭已经开始明显感到了消费压力，房贷正在挤压中产家庭的日常消费空间。
此外世界银行在去年发布的《中国经济更新》（China Economic Update）报告也指出，中国有 38.2% 的人口属于“脆弱中产”——虽然早已脱离低收入线，但并未获得经济层面安全保障，仍随时可能跌回低收入阶层。
学术期刊《Sustainability》中登载的一份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仅有 34.5% 的人口处于中产阶层，而其中 62.3% 的中产家庭存在再次滑入贫困的风险；即便是中产上层，仍有 44.3% 面临滑落的可能性。
李彦所属的中产并不是一个稳固的阶层，而是一种需要持续现金流支撑的生活方式：高房贷、高教育支出、高生活品质预期，一旦收入中断，很快就会“掉队”。
他们再没计划过出国旅行，自家的车也不常开了，出门改坐地铁通勤。银行卡里的钱，基本上无法进行再投资，基金股票不敢买，日常消费需要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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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还清500万的代价是，所有存款加上父母东拼西凑的援助，银行卡上只剩下二三十万。
而当时的他刚刚失业，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生活的脆弱性渐次展现在眼前。
“奋斗十年，只剩一套房”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十年，李彦始终是朋友圈中标准的中产男。他本科毕业于985大学，先去了深圳工作，后来成为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中层。
“入职那年，公司正投入一个新项目，目标就是做出爆款，我的+1（上级）雄心勃勃说要改变市场。”
他所在的小组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年轻不觉得累，甚至还觉得挺有成就感，拼一拼就能有出头之日”。
那时他的收入在逐年上涨，和大学相识的女友结婚后，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套总价700万元的三居室，首付210万、贷款近500万。
月供超两万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水准，双方父母可以提供每月一万元的补助，所以生活压力并不算大。
周末李彦一家开车去山姆超市囤货，每年两次出国旅行，在女儿的教育上，他们也花了不少心思。
“每周她都会去天津一家知名学校上音乐课，每个学期花费在两万左右。女儿刚开始对学琴不是很感兴趣，我们就各种方法强迫她去。”
对此，李彦语气中仍带着一丝骄傲。往返京津两地的交通和住宿成本就不低，但夫妻俩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在北京也有相同的音乐艺术教育，但像她这种低龄艺术教育去天津比较划算。
2021年，公司业务面临瓶颈，他所负责的项目被终止，整个中层管理团队也被裁撤。他拿到了一笔10万元的赔偿金，不过这笔钱相较他在公司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其实并不算多。
被裁后，李彦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开始找工作，现实远比预期困难得多。“简历投出去多数都石沉大海，有面试机会，但薪水远远不及之前，有的降薪将近一半，刚开始无法接受，在面试了大概三十家企业之后，就有点绝望了。”
李彦最终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找到了工作，工资只有此前的一半。试用期被派去新疆出差，又遇上当地突发疫情，被隔离在宾馆近一个月。返京后，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终止了他的劳动合同。
他的妻子本是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想找工作却四处碰壁。“很多岗位只要35岁以下，她当时已经30多了，而且长期没有工作，和年轻人抢工作没有优势。”
“38.2% 的脆弱中产”
收入断崖式下滑的同时，房贷还在。
他和妻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要卖掉三环的房子，二是提前还完贷款。当时房产市场并不乐观。“挂出去很久没人来看，周围的成交价格也在跌，心里实在舍不得。”
在2023年，提前还房贷是一个大趋势，他们也由此做出了决定：“至少有一套房子，但也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还完房贷，几张银行卡里的钱都集中算了一下，大概只剩下不到二三十万”。
李彦所经历的这段日子，也是不少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生活方式被重塑的三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分析，当时一线城市中产家庭已经开始明显感到了消费压力，房贷正在挤压中产家庭的日常消费空间。
此外世界银行在去年发布的《中国经济更新》（China Economic Update）报告也指出，中国有 38.2% 的人口属于“脆弱中产”——虽然早已脱离低收入线，但并未获得经济层面安全保障，仍随时可能跌回低收入阶层。
学术期刊《Sustainability》中登载的一份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仅有 34.5% 的人口处于中产阶层，而其中 62.3% 的中产家庭存在再次滑入贫困的风险；即便是中产上层，仍有 44.3% 面临滑落的可能性。
李彦所属的中产并不是一个稳固的阶层，而是一种需要持续现金流支撑的生活方式：高房贷、高教育支出、高生活品质预期，一旦收入中断，很快就会“掉队”。
他们再没计划过出国旅行，自家的车也不常开了，出门改坐地铁通勤。银行卡里的钱，基本上无法进行再投资，基金股票不敢买，日常消费需要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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