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漢學家,為何要寫壹個"中國蕩婦"的故事
願給能看懂的人帶來更多思考。
那些被大歷史碾過的小人物。
我是壹個學歷史出身的人,常有讀者問我什麼樣的著作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好書,我經常就會舉《王氏之死》的例子。它是美國當代漢學家史景遷先生寫作的壹本中國清代微觀史和女性史的名著。
其實從上述定義裡,你就能感覺到史景遷這個人有多麼牛逼——中國傳統史學熱衷於為帝王將相立傳,草民百姓常常是壹群永遠不會被看見的小透明,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聚焦普通人的“微觀史”傳統,至於女性史那就更是胡扯了,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在古代中國的父權社會下是命運最為悲慘的壹個群體。
然而史景遷卻就是能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如福爾摩斯探案壹般為你還原壹個清代普通中國農村女性的悲劇性人生,並把壹個現代人應有的反思,通過這件小事,呈現給你。這就是壹流史學家的偉大之處。

那麼《王氏之死》,究竟講述了壹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說清朝康熙年間有這樣壹天,山東郯城的縣衙裡來了壹對父子出首告官,任某和他的父親向縣太爺狀告鄰居高某與自己的妻子王氏私通,並最終殺死了王氏。
縣太爺黃六鴻很快就識破了任某這個並不高明的栽贓。任某其實是自己殺死了王氏,並惡意栽贓給了鄰居。可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原來這背後還有故事。
任某是郯城當地壹個普通農戶,雖然生活在“康熙盛世”,但其生活條件與當地大多數農戶壹樣赤貧。按照當地的習俗半買半娶的討了王氏這個媳婦。但王氏這個農婦,卻並非壹個完全被傳統封建禮教吞吃了的女性,她實在無法忍受“壹間房、壹口鍋、壹盞燈、壹床編席和壹張草褥”的赤貧生活,向往改變。
於是她選擇了與“勾搭成奸”的情夫壹起私奔、出逃,試圖逃離那個讓她厭惡和窒息的婚後家庭生活。但事與願違,私奔後兩人生計的困難與沿途盤查的嚴苛,很快就讓情夫反悔了,他拋棄了王氏遠走高飛。
無奈的王氏只能壹個人孤零零地回到距郯城縣城西南八英裡左右的家鄉,由於在當時私通及私奔都是不小的罪名,所以無論夫家還是娘家,王氏都知道沒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只能寄居在離家不遠的壹座道觀裡。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道觀和佛寺本來是王氏這樣不見容於整個社會的邊緣人最後的容身之地。本來王氏在此悲慘的自生自滅,已經足夠悲劇。然而命運卻給她的悲劇又加上了壹層更深的悲劇色彩。
某壹天,她的丈夫任某和鄰居高某恰好路過,並認出了王氏,高某隨即就對任某展開了嘲笑——大約無非是壹些自己老婆跟人跑了,寧可住在道觀裡也不回家,可見任某多麼不像個男人之類的垃圾話。
這些嘲笑激怒了任某,於是他和高某打了起來。
壹架打完之後,任某意識到自己私奔出逃的妻子住在離家如此之近的道觀裡,實在是給自己丟臉。於是就把王氏又領回了自己赤貧的家中。
我們可以猜測此時的任某可能還是想跟妻子把日子過下去的,甚至他還買了壹張新床席,慶祝兩人的破鏡重圓。
但慘案很快就發生了,在壹個雪夜裡,任某與歸來的妻子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由於無法忍受“不守婦道”的妻子在出走歸來後還對自己僅存的夫權進行挑戰。他在新買的草席上,將膝蓋頂住身著睡衣的王氏的肚子,殘忍地掐死了她,隨後將其棄屍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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