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 易中天:为何历代开国皇帝多为流氓?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丕（图/视频截图）
魏的两个对头——蜀与吴，其创始人也是流氓。刘备原本是个卖草鞋的，因为“好交结豪侠，年少（即小流氓们）争附之”。他终于得到“中山大贾”的资助，这才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事业。
吴的孙坚则是流氓团伙头子，专一收罗“好事少年”，“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有这些人随军征伐，孙坚才得以由下级军官一跃而为诸侯。正因为魏、蜀、吴三国的“老爷子”都是这种角色，这一历史时期才端的是“好戏连台”。
如此这般地数下来，则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便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并主演的。这里说的流氓，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
02
流氓之所以能充此大任，其原因又有以下几点：
要他们老老实实地种田做工，靠诚实劳动致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他们最喜欢的是巧取豪夺，打家劫舍，吃大户，发横财。不用生产劳动，便能富甲天下；不用寒窗苦读，便能出人头地。
所以，流氓大多嗜赌，而夺人江山，则正是一场豪赌。一旦成了赢家，便是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即便赌输，反正原来身无分文，也不算赔本。哪怕掉了脑袋，也毕竟风光过一阵，“何不潇洒走一回”？
西汉九年，汉高祖置酒未央宫，大宴群臣。刘邦起身给他老敬酒，道是父亲大人当初总认为儿子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有用。请老爸看看，现在是我的产业多呢？还是二哥的多呢？
话音一落，“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刘邦的这番话，正是一个赌徒大赢一注后的志满意得；群臣之所以“大笑为乐”，则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同一出身，大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陈平是浪人，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车夫，彭越是草寇，张良、韩信虽然是贵族之后，实则本人已是流氓，自然心态与刘邦同。
△纪录片《消失的宫殿》中的汉代未央宫（图/视频截图）
第二，凡流氓，均少“私有观念”
因为他们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当然最主张视天下为“公有”。
在中国，但凡“公有”者，差不多也就是“人人有份”，可以白吃白喝白拿白用，不必心怯手软的意思。所以，公费吃喝屡禁不止，公费旅游人人向往，公费医疗开支越来越大，公家的小车用起来比自家的自行车还便当。天下既然是“公有”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当初，刘邦抓住了曾经鼓动韩信自立为王的谋士蒯通，要把他下油锅，蒯通便“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弄丢了自己的鹿儿，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本事大、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啦！那个时候，磨快了刀子要干陛下这勾当的人多着呐，陛下还能把他们都下了油锅不成！结果，惺惺惜惺惺，流氓惜流氓，刘邦便把蒯通放了。
第三，凡流氓，均“胆大妄为”。
因为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自然“无私也就无畏”。正如萨孟武先生所言，“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也就“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水浒与中国社会》）。
所以只有他们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自己爬到马背上去。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阶层，或有二亩薄田一间茅舍，或有万贯家私世代宦禄，便“割舍不下”，决不敢贸然地去干“成则王候败则寇”的风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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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魏的两个对头——蜀与吴，其创始人也是流氓。刘备原本是个卖草鞋的，因为“好交结豪侠，年少（即小流氓们）争附之”。他终于得到“中山大贾”的资助，这才开始了他的政治投机事业。
吴的孙坚则是流氓团伙头子，专一收罗“好事少年”，“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有这些人随军征伐，孙坚才得以由下级军官一跃而为诸侯。正因为魏、蜀、吴三国的“老爷子”都是这种角色，这一历史时期才端的是“好戏连台”。
如此这般地数下来，则秦以后，清以前，改朝换代的历史活剧，便可以说是由流氓来导演并主演的。这里说的流氓，当然既包括军阀化的流氓，也包括流氓化的军阀。
02
流氓之所以能充此大任，其原因又有以下几点：
要他们老老实实地种田做工，靠诚实劳动致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他们最喜欢的是巧取豪夺，打家劫舍，吃大户，发横财。不用生产劳动，便能富甲天下；不用寒窗苦读，便能出人头地。
所以，流氓大多嗜赌，而夺人江山，则正是一场豪赌。一旦成了赢家，便是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即便赌输，反正原来身无分文，也不算赔本。哪怕掉了脑袋，也毕竟风光过一阵，“何不潇洒走一回”？
西汉九年，汉高祖置酒未央宫，大宴群臣。刘邦起身给他老敬酒，道是父亲大人当初总认为儿子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有用。请老爸看看，现在是我的产业多呢？还是二哥的多呢？
话音一落，“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刘邦的这番话，正是一个赌徒大赢一注后的志满意得；群臣之所以“大笑为乐”，则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同一出身，大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陈平是浪人，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车夫，彭越是草寇，张良、韩信虽然是贵族之后，实则本人已是流氓，自然心态与刘邦同。
△纪录片《消失的宫殿》中的汉代未央宫（图/视频截图）
第二，凡流氓，均少“私有观念”
因为他们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当然最主张视天下为“公有”。
在中国，但凡“公有”者，差不多也就是“人人有份”，可以白吃白喝白拿白用，不必心怯手软的意思。所以，公费吃喝屡禁不止，公费旅游人人向往，公费医疗开支越来越大，公家的小车用起来比自家的自行车还便当。天下既然是“公有”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当初，刘邦抓住了曾经鼓动韩信自立为王的谋士蒯通，要把他下油锅，蒯通便“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弄丢了自己的鹿儿，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本事大、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啦！那个时候，磨快了刀子要干陛下这勾当的人多着呐，陛下还能把他们都下了油锅不成！结果，惺惺惜惺惺，流氓惜流氓，刘邦便把蒯通放了。
第三，凡流氓，均“胆大妄为”。
因为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自然“无私也就无畏”。正如萨孟武先生所言，“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也就“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水浒与中国社会》）。
所以只有他们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自己爬到马背上去。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阶层，或有二亩薄田一间茅舍，或有万贯家私世代宦禄，便“割舍不下”，决不敢贸然地去干“成则王候败则寇”的风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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