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华回国 叫倪夏莲的女人出走...
他们都是乒乓球人，都是乒乓界的一时之选。这是倪夏莲的第二次出走。三年之前，她厌倦了竞争主力名额的勾心斗角，决定离开国家队。这是蔡振华的关键一步。许多年后，他将掌管小球大球的荣誉锁钥，一时风光无两。
他们是同龄人，生于一九六零年代之初。他们的命运，像两粒乒乓球被抛掷空中，触及球拍的一刹那，弹射出两条永不相交的曲线。不同的是，倪夏莲将球拍握在自己手中，而蔡振华却将球拍交给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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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拍是倪夏莲的命，她总是握得紧紧的。
她曾很珍惜国家队的身份。在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前，她在队里坐了三年冷板凳，几乎没什么存在感。她能留在国家队，纯粹是因为勤奋。许多年后，曾经的教练对倪夏莲说，当时之所以没将她退回地方，是因为看她太勤奋，捡球都是用小跑，卫生打扫都是第一名，不忍心开除。
倪夏莲是上海人。小学毕业时，她想进江湾体校。教练看她个子矮，拒绝收下她。她哭着求教练，说自己还没长大，但教练说她父母都不高，对她没信心。恰巧，另有一个教练在看苗子，她参加了集训，靠第一名的成绩留下来。
倪夏莲在《人物》杂志讲述了这段故事。这是一个小学生的求生欲，看到一丝丝机会，想尽一切办法抓住。在机会贫乏的时代，这份求生欲近乎本能。我生于一九八零年代，那时候体校来小学选人，我记忆犹新。
教练让男生站成一排，每个人发一张白纸，用食指和中指夹起来，然后将手臂伸直。大多数孩子笑场了，只有一个孩子憋着气，憋到满脸通红，一直稳稳举着那张白纸。最后，教练带走了他。他成了一名射击运动员。
大多数孩子意识不到，如果夹稳那张白纸，命运的后文将大不同。没有人意识到，那张空白的纸，就像是一张支票，可以兑换另一种命运。那是他们离改变命运最近的一次。
倪夏莲回忆自己第一次接触乒乓球，就是教练来学校选人，随便在学生堆里一圈，把她圈了进来。一个精彩的旅程就此开始。时代的浪涛里，人的命运很随意，就像乒乓球，被随意抛掷在空中。如果你将球拍握在自己手中，就有了上桌的可能。倪夏莲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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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国家队后，她回到家乡上海，进入交通大学科技英语班读书。这是倪夏莲的第一次出走。
读了几年书，倪夏莲决定出国，到卢森堡再打乒乓。倪夏莲在卢森堡脱胎换骨。她到卢森堡之后，开始打快乐乒乓。她说在卢森堡学会了另一种哲学。她的丈夫告诉她，一起赢球当然很好，但也要随时准备一起输。
旅美作家陈之藩曾写过一篇《失根的兰花》，是中学语文课本里要求背诵的名篇。“国，就是根，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即行枯萎了。”倪夏莲的故事恰恰相反，她是落地的莲花，逢其时遇其地，曾经风雨折磨，终究灿若夏花。
故园遥远，岁月静好。二零零八年快到来时，倪夏莲又一次出走。她要走出家庭，重新参加北京奥运会。同学少年多不贱。恰恰在那几年，从意大利归国的蔡振华，走下了小小的乒乓球桌，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当上了总局副局长。赛场上活跃的，都是蔡振华的徒孙。
从那时起，倪夏莲就是奥运会上年龄最大的乒乓球手。此后，倪夏莲就再没下过球桌，又连续参加了五届奥运会。那些金戈铁马的朋辈，那些鲜衣怒马的子侄，渐渐在岁月中淡成传说，倪夏莲却慢慢成了传奇。她在球桌上打败过福原爱，还曾创造过1小时32分44秒的最长比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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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巴黎奥运会，61岁的倪夏莲对阵23岁的孙颖莎，这是倪夏莲与故国的相逢，与岁月的会面。23岁那年，倪夏莲毅然决然地离开国家队，虽然领导信誓旦旦地承诺，下一届给她机会。但她不想再被别人掌握。她斗不过自己年轻时的身影，但她用另一种光照亮了过去的影子。
那位故人，早在东京奥运之前，离开了体育的中心，离开了小球乒乓，远离了大球足球，被安排进退休的轨道。他不再是地产大佬的座上宾，不再是奥运看台上媒体镜头的焦点。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巴黎奥运会之前，有媒体采访了蔡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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