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不接地气 中国经济已迷失方向
杜耀明评论文章：中共的三中全会循例是寻求改革变通的会议，但期望今次三中全会与46年前那趟同样带领中国走出困局，未免是美丽的误会。
改革变通首先要扫除迷信，实事求是，才能对症下药。四十六年前，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首先破除毛泽东的权威，抛弃所谓“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毛泽东路线，同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并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实际效果和利弊来取舍政策，而不是政治挂帅立场先行。
扫除思想障碍之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虽然仍欠缺具体的措施，但方向清晰不过，即以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主线，对内努力改变体制，开始注重国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绩效，对外则与西方国家交好，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提升发展动力， 不怕政治犯禁，只怕经济停滞不前。
反观今次三中全会，只是将原有的政治主调加强。开会前，中共机关刊物已经努力为会议定调。例如中央刊物《求是》发表文章，强调“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的系列文章更预早讲明，三中全会的结论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改革才能“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论点不外覆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贯想法，也代表习思想主导三中全会的走向。首先，在北京来看，西方国家联群结队，通过贸易关税、科技制裁、军事结盟等等，全方位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令国家安全面对三十多年未有的挑战，因此不能再倚靠西方，必须“自立自强”，在科技发展自力更生，并且全力开发新产业（所谓新质生产力）。北京深信，只要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人工智能等等带领人类未来的产业占领全球市场，谁也挡不住中国崛起。
其次，所谓党的领导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确保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强国梦，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的经营方式及所得盈利，也得确保能为党国服务，才算保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则私营企业成功却不听党的指挥，只会后患无穷。因此，国有企业在主要行业占主导地位将不可动摇，“国进民退”依然稳如磐石。
其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策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早已列为两大最优先事项之一，另一项为通过科研和教育建立高质发展的基础。短短四个月，李强总理的说法需要三中全会加持，党媒全面宣传以凝聚信心，反映北京建制中人亦对既定政策怀疑，而今次三中全会不是建立改辕易辙的改革轨道，而是确认推动“新质生产力”、“自立自强”以至加强党的领导为改革内容，通过全会统一党内思想，然后彻底推行。
问题是，新策略即使成功，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提炼新质生产力是改善供应面，却不能治愈眼下中国经济需求不振的痛症。经济学家早已指出，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字亦再次显示，经济走弱的关键在于内部需求提振不足。其中如消费物价指数（0.1%）、房地产投资（-10.1%）、新楼销售额（-25%）、零售销售等均表现差劲，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对外贸易，上半年有6.1%增长，但随住欧美国家对中国制品加征关税，今年能否保持5%的经济增长目标尚属疑问，更不要说有望再上新台阶。
另一大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严重，不但无力偿还，更拖累经济发展。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除了倚靠地产及相关行业，亦有赖地方大量举债，再投资于基础建设及旅游项目，推高生产总值，再通过卖地给发展商来偿还欠款。奈何房地产低迷，卖地收入大幅下降，加上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欠缺经济效益，地方收入不足以还债，据华尔街日报估计，至今欠债总量高达七至十一万亿美元，由地方举债大兴建设的增长模式已经崩溃。
三中全会标榜改革应变，应该老老实实按经济规律解决问题，提振内部需求、克服地方债务危机、修好外交关系以至改善就业，才能予人对前景的希望，否则号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无助眼前困境，对外冲突频频，尽管抱负非凡，中国经济最终难免掉进迷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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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变通首先要扫除迷信，实事求是，才能对症下药。四十六年前，三中全会在邓小平领导下，首先破除毛泽东的权威，抛弃所谓“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毛泽东路线，同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并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实际效果和利弊来取舍政策，而不是政治挂帅立场先行。
扫除思想障碍之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虽然仍欠缺具体的措施，但方向清晰不过，即以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主线，对内努力改变体制，开始注重国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绩效，对外则与西方国家交好，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提升发展动力， 不怕政治犯禁，只怕经济停滞不前。
反观今次三中全会，只是将原有的政治主调加强。开会前，中共机关刊物已经努力为会议定调。例如中央刊物《求是》发表文章，强调“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的系列文章更预早讲明，三中全会的结论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改革才能“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论点不外覆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贯想法，也代表习思想主导三中全会的走向。首先，在北京来看，西方国家联群结队，通过贸易关税、科技制裁、军事结盟等等，全方位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令国家安全面对三十多年未有的挑战，因此不能再倚靠西方，必须“自立自强”，在科技发展自力更生，并且全力开发新产业（所谓新质生产力）。北京深信，只要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人工智能等等带领人类未来的产业占领全球市场，谁也挡不住中国崛起。
其次，所谓党的领导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确保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强国梦，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的经营方式及所得盈利，也得确保能为党国服务，才算保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则私营企业成功却不听党的指挥，只会后患无穷。因此，国有企业在主要行业占主导地位将不可动摇，“国进民退”依然稳如磐石。
其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策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早已列为两大最优先事项之一，另一项为通过科研和教育建立高质发展的基础。短短四个月，李强总理的说法需要三中全会加持，党媒全面宣传以凝聚信心，反映北京建制中人亦对既定政策怀疑，而今次三中全会不是建立改辕易辙的改革轨道，而是确认推动“新质生产力”、“自立自强”以至加强党的领导为改革内容，通过全会统一党内思想，然后彻底推行。
问题是，新策略即使成功，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提炼新质生产力是改善供应面，却不能治愈眼下中国经济需求不振的痛症。经济学家早已指出，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字亦再次显示，经济走弱的关键在于内部需求提振不足。其中如消费物价指数（0.1%）、房地产投资（-10.1%）、新楼销售额（-25%）、零售销售等均表现差劲，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对外贸易，上半年有6.1%增长，但随住欧美国家对中国制品加征关税，今年能否保持5%的经济增长目标尚属疑问，更不要说有望再上新台阶。
另一大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严重，不但无力偿还，更拖累经济发展。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除了倚靠地产及相关行业，亦有赖地方大量举债，再投资于基础建设及旅游项目，推高生产总值，再通过卖地给发展商来偿还欠款。奈何房地产低迷，卖地收入大幅下降，加上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欠缺经济效益，地方收入不足以还债，据华尔街日报估计，至今欠债总量高达七至十一万亿美元，由地方举债大兴建设的增长模式已经崩溃。
三中全会标榜改革应变，应该老老实实按经济规律解决问题，提振内部需求、克服地方债务危机、修好外交关系以至改善就业，才能予人对前景的希望，否则号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内无助眼前困境，对外冲突频频，尽管抱负非凡，中国经济最终难免掉进迷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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