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华日:天安门事件35年后中国再遭国际社会疏离
华日：天安门事件35年后中国再遭国际社会疏离 https://t.co/mNYVektnR9 pic.twitter.com/PqlxKl0vRu—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June 4, 2024
天安门事件35年后，中国再遭国际社会疏离。1989年，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击是迅速的；而今天的疏离是“系统的、渐进的、长期的”。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1989年，中国对民主示威者的镇压引发了中西方关系的重大危机。在那场大屠杀35周年来临之际，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面临着与那时类似的境遇。
今天，对中国的不安不再源自枪炮声，而是中国激进的产业政策叠加其对近邻动武的倾向，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议程；这个议程对内限制个人自由，对外影响国际事务。
如今，中国已从1989年时贫穷且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力量，正试图重塑全球秩序并在国际上推行自己意志。
加州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知名访问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样面临一次性冲击，而是正在经历“系统而渐进的长期性下滑”。他认为现在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状况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沈大伟说，虽然中国政府现在的抗压能力大大增强，但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虑比天安门事件后蔓延得更广，而不仅限于西方。
外商对华投资正在减少，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是一次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从未经历过的负面力量大汇集。
在盖洛普(Gallup)一项关于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长期民意调查中，不利因素显而易见，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0%，远低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的34%，也表明许多人嗅到了一场新冷战的味道。令人惊讶的是，盖洛普的数据显示，1989年美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度要高得多，达到62%，当时冷战正逐渐平息，自信满满的美国可谓是所向无敌。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天安门事件后的低点，即1990年时3.9%的增长率，无法企及此前几年两位数的增幅。经济不景气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中央决策的悲观看法，而爆发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公众抗议的微弱势头更是加剧了这种悲观情绪。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国内安全管控，着眼于消除未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给了民众甜头，推行了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这增加了财富并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特别是，当局加倍押注其与民众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经济不断改善，则党的权力不容置疑。
1989年时，西方国家仍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孤立。
在镇压抗议者之后，邓小平曾指示干部对国际谴责采取非对抗性回应：中国将“韬光养晦”。这一策略当时广为人知。
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祭出多位“战狼外交官”，摒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方针。这些战狼外交官愤怒地反驳对华批评者，并通过提出领土主张来挑衅中国的邻邦。
即使更多国家（包括不少亚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尚武主义、重商主义和影响力表现出担忧，但鉴于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如今针对中国的手段是有限的。
沈大伟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他还称：“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个国家的身份和未来走向有疑虑。”
据华尔街日报称，习近平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的密切关系表明，中国有意挑战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即便在普京继续推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两人于今年5月中旬举行了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的活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35周年纪念日：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之行。
当时，此行标志着苏联领导人30年来首次访华，时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中共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出现内部分歧之际。六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伏笔，也对中国等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中国问题学者约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认为，习近平如今的执政理念折射出1989年的双重危机。托里吉安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六四事件和苏联解体是反映了政治体制脆弱性的真实教训。”他还表示，习近平表现出对改革的恐惧，怕改革会引发大乱，认为国家统一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他也不信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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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天安门事件35年后，中国再遭国际社会疏离。1989年，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击是迅速的；而今天的疏离是“系统的、渐进的、长期的”。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1989年，中国对民主示威者的镇压引发了中西方关系的重大危机。在那场大屠杀35周年来临之际，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面临着与那时类似的境遇。
今天，对中国的不安不再源自枪炮声，而是中国激进的产业政策叠加其对近邻动武的倾向，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议程；这个议程对内限制个人自由，对外影响国际事务。
如今，中国已从1989年时贫穷且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外交力量，正试图重塑全球秩序并在国际上推行自己意志。
加州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知名访问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像1989年那样面临一次性冲击，而是正在经历“系统而渐进的长期性下滑”。他认为现在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状况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沈大伟说，虽然中国政府现在的抗压能力大大增强，但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虑比天安门事件后蔓延得更广，而不仅限于西方。
外商对华投资正在减少，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是一次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从未经历过的负面力量大汇集。
在盖洛普(Gallup)一项关于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长期民意调查中，不利因素显而易见，美国人目前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0%，远低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的34%，也表明许多人嗅到了一场新冷战的味道。令人惊讶的是，盖洛普的数据显示，1989年美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度要高得多，达到62%，当时冷战正逐渐平息，自信满满的美国可谓是所向无敌。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天安门事件后的低点，即1990年时3.9%的增长率，无法企及此前几年两位数的增幅。经济不景气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中央决策的悲观看法，而爆发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公众抗议的微弱势头更是加剧了这种悲观情绪。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加强了国内安全管控，着眼于消除未来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给了民众甜头，推行了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这增加了财富并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特别是，当局加倍押注其与民众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经济不断改善，则党的权力不容置疑。
1989年时，西方国家仍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孤立。
在镇压抗议者之后，邓小平曾指示干部对国际谴责采取非对抗性回应：中国将“韬光养晦”。这一策略当时广为人知。
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祭出多位“战狼外交官”，摒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方针。这些战狼外交官愤怒地反驳对华批评者，并通过提出领土主张来挑衅中国的邻邦。
即使更多国家（包括不少亚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的尚武主义、重商主义和影响力表现出担忧，但鉴于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在全球的贸易地位，如今针对中国的手段是有限的。
沈大伟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他还称：“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这个国家的身份和未来走向有疑虑。”
据华尔街日报称，习近平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的密切关系表明，中国有意挑战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即便在普京继续推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情况下，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影响。两人于今年5月中旬举行了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的活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35周年纪念日：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华之行。
当时，此行标志着苏联领导人30年来首次访华，时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中共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出现内部分歧之际。六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伏笔，也对中国等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构成威胁。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中国问题学者约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认为，习近平如今的执政理念折射出1989年的双重危机。托里吉安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六四事件和苏联解体是反映了政治体制脆弱性的真实教训。”他还表示，习近平表现出对改革的恐惧，怕改革会引发大乱，认为国家统一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他也不信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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