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35年後,打開"六肆天安門"的時光膠囊
打開1989“天安門”的時光膠囊
據美國之音報道，“壹些親眼看見的人說，壹個年輕人勇敢地沖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壹發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壹卷珍貴的錄音。“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杆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壹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鍾，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壹名年輕教師。
1989“六肆”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肆”。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壹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壹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肆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专题)“叁角地”圍得水泄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壹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壹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壹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占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肆鎮壓35年來，盡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壹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壹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壹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壹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著傷員壹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肆、伍點鍾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壹場夢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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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據美國之音報道，“壹些親眼看見的人說，壹個年輕人勇敢地沖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壹發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壹卷珍貴的錄音。“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杆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壹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鍾，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壹名年輕教師。
1989“六肆”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肆”。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壹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壹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肆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专题)“叁角地”圍得水泄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壹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壹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壹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占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肆鎮壓35年來，盡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壹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壹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壹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壹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著傷員壹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肆、伍點鍾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壹場夢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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