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从天安门事件看中国历史的走向
严家祺：从天安门事件看中国历史的走向 https://t.co/1vZPScyZgy—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May 31, 2024
编者按: 这是严家祺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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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编者按: 这是严家祺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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