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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
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
泡沫终归有破裂的一天。2005年后，NIH资助增长陷入停滞。考虑到通货膨胀，2017年的经费比2003年要下降接近20%。NIH项目申请的成功率曾经常年稳定在30%左右，但2006年后暴跌至15%[5]。
但此时，科研的风险已经从校方转移给了科学家，泡沫破灭后，依赖项目资助提供工资的PI们生存变得艰难。扩张实验室带来的管理费用暴涨，更是进一步减少了项目资助的意愿。
高校对教职员工的评价标准变得围着经费转，只看资助机构的“自然选择”，拿到资助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即使生产力足够好，发文比同事都多，如果拉不来资金只能用学校的钱，那也只能被学校看作负资产，被评价为科研不活跃从而失去评选终身教职的机会。
资助机构不仅钱少了，眼光也日趋保守。对33篇发表于1958 年至1998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论文资助来源的调查显示，这些论文接近一半都有NIH的资助，NIH对这类论文的资助比率是普通论文的2到6倍。可以说，当时NIH的资助是美国学术创新的支撑者之一[6]。
但如今的NIH更喜欢资助那些成熟，风险小的想法。对2010年至2016年资助内容的研究发现，NIH更爱资助那些基于学界7到10年想法的研究，不愿意资助那些基于最新想法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区别，基于新想法和成熟想法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资助比例[7]。
资助更多集中在了年龄更大的PI手中。从1980年到2008年，首次获得NIH资助的生物或医学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从36岁增长到42岁。可统计数据显示，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或者化学奖得主中，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平均年龄只有41岁。
也就是说，过去诺奖得主可能是在36岁获得第一份NIH资助，经过几年的努力进入原创的爆发期。而今天越来越卷的资助竞争，没有为潜在的诺奖得主们留下多少潜心搞研究的时间[8]。
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R·坎德尔 (Eric R. Kandel)曾在接受诺奖采访时表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资金充裕、鼓励新想法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只要有任何业绩记录，就很容易获得科学资助。而现在竞争者多了，政府和资助机构，包括霍华德-休斯(HHMI)研究所都变得保守。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他觉得自己没法得到资助[9]。
滑落的教职员工
一次经费申请失败，可能就会摧毁一位潜在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
2008年的诺奖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特殊的嘉宾，面包车司机道格拉斯?普瑞舍（Douglas Prasher）。他不是谁的亲友，但当年三位化学奖得主都在发言时对他表示感谢，因为如果历史稍有改变，现在可能就是这位面包车司机站在诺奖的领奖台上。
普瑞舍当年是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PI，领导着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他是先行者，两位诺奖得主马丁?查菲和钱永健，当年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批GFP样本。
可惜普瑞舍的想法没有得到资助者的支持，他当年的申请被NIH否定，只能依靠手头一笔美国癌症协会的资金来支持研究，这笔资金根本没法支撑到他实现自己的设想。
资金缺乏带来的研究不顺，让普瑞舍失去了信心。他本来已经准备进入终身教职评定的流程，但他也自知研究不顺的自己难以通过，于是他停止了评定流程，转去寻找其他职位。走之前他把GFP基因样本寄给马丁?查菲和钱永健，普瑞舍觉得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他们都在资金雄厚的机构，而我却在为获得资金而苦苦挣扎。我没有研究生，没有博士后。”
离职之后，普瑞舍像坐滑梯一样跌落。他去了美国农业部工作，先是在科德角，后来在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开发识别害虫和其他昆虫的方法。这时连受打击的普瑞舍心态已经很糟，他和上级相处的不好并且陷入抑郁，搬去马里兰州也给在上学的孩子带来很多麻烦。
他的下一站是亨茨维尔，在那里他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分包商工作。这次他对工作的感觉不错，但很快这份工作也没了资助。一再搬迁的他考虑家庭不再搬走了，可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其他的科研机会，他最终选择做一名司机[10]。
诺奖颁奖礼之后，普瑞舍曾经想要重归学术界。但即使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背书，本身曾经也是名校的PI，普瑞舍还是很难找到一份科研工作。最后还是一直宣传普瑞舍贡献的钱永健，为他提供了一个钱永健实验室的机会。
努力、天赋、兴趣，普瑞舍不缺乏任何一点，他离诺奖的距离不过是一份足够的资助。这一份资助的差距，就足以让他从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跌落到时薪8.5美元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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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科研的风险已经从校方转移给了科学家，泡沫破灭后，依赖项目资助提供工资的PI们生存变得艰难。扩张实验室带来的管理费用暴涨，更是进一步减少了项目资助的意愿。
高校对教职员工的评价标准变得围着经费转，只看资助机构的“自然选择”，拿到资助才能获得终身教职。即使生产力足够好，发文比同事都多，如果拉不来资金只能用学校的钱，那也只能被学校看作负资产，被评价为科研不活跃从而失去评选终身教职的机会。
资助机构不仅钱少了，眼光也日趋保守。对33篇发表于1958 年至1998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论文资助来源的调查显示，这些论文接近一半都有NIH的资助，NIH对这类论文的资助比率是普通论文的2到6倍。可以说，当时NIH的资助是美国学术创新的支撑者之一[6]。
但如今的NIH更喜欢资助那些成熟，风险小的想法。对2010年至2016年资助内容的研究发现，NIH更爱资助那些基于学界7到10年想法的研究，不愿意资助那些基于最新想法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区别，基于新想法和成熟想法的研究都有相同的资助比例[7]。
资助更多集中在了年龄更大的PI手中。从1980年到2008年，首次获得NIH资助的生物或医学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从36岁增长到42岁。可统计数据显示，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或者化学奖得主中，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平均年龄只有41岁。
也就是说，过去诺奖得主可能是在36岁获得第一份NIH资助，经过几年的努力进入原创的爆发期。而今天越来越卷的资助竞争，没有为潜在的诺奖得主们留下多少潜心搞研究的时间[8]。
200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埃里克·R·坎德尔 (Eric R. Kandel)曾在接受诺奖采访时表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资金充裕、鼓励新想法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只要有任何业绩记录，就很容易获得科学资助。而现在竞争者多了，政府和资助机构，包括霍华德-休斯(HHMI)研究所都变得保守。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他觉得自己没法得到资助[9]。
滑落的教职员工
一次经费申请失败，可能就会摧毁一位潜在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
2008年的诺奖颁奖典礼上有一位特殊的嘉宾，面包车司机道格拉斯?普瑞舍（Douglas Prasher）。他不是谁的亲友，但当年三位化学奖得主都在发言时对他表示感谢，因为如果历史稍有改变，现在可能就是这位面包车司机站在诺奖的领奖台上。
普瑞舍当年是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PI，领导着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里他是先行者，两位诺奖得主马丁?查菲和钱永健，当年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批GFP样本。
可惜普瑞舍的想法没有得到资助者的支持，他当年的申请被NIH否定，只能依靠手头一笔美国癌症协会的资金来支持研究，这笔资金根本没法支撑到他实现自己的设想。
资金缺乏带来的研究不顺，让普瑞舍失去了信心。他本来已经准备进入终身教职评定的流程，但他也自知研究不顺的自己难以通过，于是他停止了评定流程，转去寻找其他职位。走之前他把GFP基因样本寄给马丁?查菲和钱永健，普瑞舍觉得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他们都在资金雄厚的机构，而我却在为获得资金而苦苦挣扎。我没有研究生，没有博士后。”
离职之后，普瑞舍像坐滑梯一样跌落。他去了美国农业部工作，先是在科德角，后来在马里兰州的贝尔茨维尔开发识别害虫和其他昆虫的方法。这时连受打击的普瑞舍心态已经很糟，他和上级相处的不好并且陷入抑郁，搬去马里兰州也给在上学的孩子带来很多麻烦。
他的下一站是亨茨维尔，在那里他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分包商工作。这次他对工作的感觉不错，但很快这份工作也没了资助。一再搬迁的他考虑家庭不再搬走了，可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其他的科研机会，他最终选择做一名司机[10]。
诺奖颁奖礼之后，普瑞舍曾经想要重归学术界。但即使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背书，本身曾经也是名校的PI，普瑞舍还是很难找到一份科研工作。最后还是一直宣传普瑞舍贡献的钱永健，为他提供了一个钱永健实验室的机会。
努力、天赋、兴趣，普瑞舍不缺乏任何一点，他离诺奖的距离不过是一份足够的资助。这一份资助的差距，就足以让他从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跌落到时薪8.5美元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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