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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
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越来越卷的美国学术界,埋没了多少年轻人,还有...
2017年，住在缅因州乡下的杰弗里 · 霍尔（Jeffrey C. Hall）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霍尔他与两位研究者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奖。接到电话，霍尔感到的不是开心，而是出乎意料。此时离他因为经费短缺被迫关闭实验室，已经过了十年。
十年前，被迫离开学术界的霍尔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对学界的不满。在他看来，美国生物学研究已经陷入了体制性的腐败，大家都在围着经费转，科学明星掌握了大量经费，做出来的成果却并不是那么好。研究机构把PI获得经费看作理所当然，但却不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一旦研究进展不够快或者受阻，抑或是实验室的生产力优秀却没得到经费续约，那学术生涯也就离结束不远了。
自认不善运作的他，即使当时已经做出了日后获得诺奖的科学发现，也因为没法给实验室争取到经费而受到冷遇。“我承认，我对研究经费不足感到不满。我们实验室最近提出的申请都会被撕掉，而且往往伴随着风凉话和人身攻击[1]。”霍尔说。
霍尔被迫退出了学术界，好在他已经做出了诺奖级别的优秀成果。62岁的他，离开虽然不舍但也没有更多遗憾。相比那些在科研道路上屡遭挫折诺奖得主，他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经费，诺奖得主算什么
今年诺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坎坷的科研和人生故事，在她得到诺奖后被反复讲述。不过，得不到经费支持的诺奖得主不止卡里科一个。
诺奖得主给人的印象总是荣誉等身，甚至进入了科学的圣殿，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在国内，很难想象一位科学家获得诺奖之后还为经费发愁。但诺奖得主的光环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学界，并不能给科学家带来经费自由。
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 Kobilka）因为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方面的研究获奖，获奖后他却表示“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昂贵了。去年9月以来我写了两个申请，现在正在写另外一个。”
当被问到研究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科比尔卡的回答是2003年和2007年两次失去资助。那是他度过了一段相当难熬的日子。他的妻子甚至需要在接受采访时澄清科比尔卡当年没有自掏腰包做实验。
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曾经在1990到2003年资助科比尔卡，但对他的进展不满意，停止了资助。“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做我想做的事，尽管效果不太好。”4年后，他的另一个资助来源也发出警告，最后还是靠校方找来私人基金会支持才化解了危机[2]。
在科比尔卡看来，项目资助申请要求简直是个悖论。“只有高度创新的项目才能获得资助，但这类项目也有风险。你必须向他们提供能够成功的证据，但这样的项目很可能没有创新性。”面对这种学界22条军规，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强打精神，一次次尝试。“这是一种挣扎，因为你必须获得资金并维持实验室的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相信自己。”
位于科学家荣誉顶峰的诺贝尔奖得主尚且如此，其他科学家争取经费的难度可想而知。“今天，当我申请资助时，因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无罪推定。遗憾的是，我不认为今天刚起步的研究人员会得到这样的待遇[3]。”科比尔卡说。
学术界习惯把工资的来源分为硬钱和软钱，硬钱是学校稳定提供的资金，意味着学校为科研买单。软钱则来自那些需要不断争取的项目，来源不稳定，而且学校从中隐身，完全没有支付教职员工的用人成本。如果一个教授的岗位是软钱资助的，一旦失去经费，就意味着会失去全部收入。
对美国生物医学界的调查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高校会从自己的金库中为PI提供约75%的“硬”工资，到了21世纪，这个比例降低了很多。2014年，这个情况彻底逆转，一项调查了1050名PI的研究显示，现在他们的65%工资出自各类项目的资助。
这种转变源自资助大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校的贪婪和短视。单从生物医学学科来说，1970 年到 1999 年，NIH 预算每年增加9%。
在不缺资金的年代，美国高校也走了一回要大楼不要大师的弯路，把这笔钱投入了疯狂的实验室扩张中，实验室面积增加了6成。招聘来填补实验室空缺的科学家工资不再由校方提供，而是来自当时源源不断地NIH资助。
仅仅是那所拥有1050名PI的美国高校，2014年就因为NIH经费资助而节省了1.48 亿美元的薪水支出。此外，PI使用学校的设备还要被校方收取管理费，这笔管理费一般都是由项目资助方出，大概占到项目总经费的3成。通过这个手段，高校又赚到6000万。只靠扩张不靠科研，高校就从资助机构手里轻易拿到了大笔的钱，为此高校们更疯狂地贷款建实验室扩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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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十年前，被迫离开学术界的霍尔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对学界的不满。在他看来，美国生物学研究已经陷入了体制性的腐败，大家都在围着经费转，科学明星掌握了大量经费，做出来的成果却并不是那么好。研究机构把PI获得经费看作理所当然，但却不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一旦研究进展不够快或者受阻，抑或是实验室的生产力优秀却没得到经费续约，那学术生涯也就离结束不远了。
自认不善运作的他，即使当时已经做出了日后获得诺奖的科学发现，也因为没法给实验室争取到经费而受到冷遇。“我承认，我对研究经费不足感到不满。我们实验室最近提出的申请都会被撕掉，而且往往伴随着风凉话和人身攻击[1]。”霍尔说。
霍尔被迫退出了学术界，好在他已经做出了诺奖级别的优秀成果。62岁的他，离开虽然不舍但也没有更多遗憾。相比那些在科研道路上屡遭挫折诺奖得主，他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
没有经费，诺奖得主算什么
今年诺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坎坷的科研和人生故事，在她得到诺奖后被反复讲述。不过，得不到经费支持的诺奖得主不止卡里科一个。
诺奖得主给人的印象总是荣誉等身，甚至进入了科学的圣殿，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在国内，很难想象一位科学家获得诺奖之后还为经费发愁。但诺奖得主的光环在激烈竞争的美国学界，并不能给科学家带来经费自由。
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Brian Kobilka）因为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方面的研究获奖，获奖后他却表示“我现在还是为经费发愁，因为我的实验太昂贵了。去年9月以来我写了两个申请，现在正在写另外一个。”
当被问到研究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科比尔卡的回答是2003年和2007年两次失去资助。那是他度过了一段相当难熬的日子。他的妻子甚至需要在接受采访时澄清科比尔卡当年没有自掏腰包做实验。
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曾经在1990到2003年资助科比尔卡，但对他的进展不满意，停止了资助。“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做我想做的事，尽管效果不太好。”4年后，他的另一个资助来源也发出警告，最后还是靠校方找来私人基金会支持才化解了危机[2]。
在科比尔卡看来，项目资助申请要求简直是个悖论。“只有高度创新的项目才能获得资助，但这类项目也有风险。你必须向他们提供能够成功的证据，但这样的项目很可能没有创新性。”面对这种学界22条军规，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强打精神，一次次尝试。“这是一种挣扎，因为你必须获得资金并维持实验室的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相信自己。”
位于科学家荣誉顶峰的诺贝尔奖得主尚且如此，其他科学家争取经费的难度可想而知。“今天，当我申请资助时，因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无罪推定。遗憾的是，我不认为今天刚起步的研究人员会得到这样的待遇[3]。”科比尔卡说。
学术界习惯把工资的来源分为硬钱和软钱，硬钱是学校稳定提供的资金，意味着学校为科研买单。软钱则来自那些需要不断争取的项目，来源不稳定，而且学校从中隐身，完全没有支付教职员工的用人成本。如果一个教授的岗位是软钱资助的，一旦失去经费，就意味着会失去全部收入。
对美国生物医学界的调查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高校会从自己的金库中为PI提供约75%的“硬”工资，到了21世纪，这个比例降低了很多。2014年，这个情况彻底逆转，一项调查了1050名PI的研究显示，现在他们的65%工资出自各类项目的资助。
这种转变源自资助大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校的贪婪和短视。单从生物医学学科来说，1970 年到 1999 年，NIH 预算每年增加9%。
在不缺资金的年代，美国高校也走了一回要大楼不要大师的弯路，把这笔钱投入了疯狂的实验室扩张中，实验室面积增加了6成。招聘来填补实验室空缺的科学家工资不再由校方提供，而是来自当时源源不断地NIH资助。
仅仅是那所拥有1050名PI的美国高校，2014年就因为NIH经费资助而节省了1.48 亿美元的薪水支出。此外，PI使用学校的设备还要被校方收取管理费，这笔管理费一般都是由项目资助方出，大概占到项目总经费的3成。通过这个手段，高校又赚到6000万。只靠扩张不靠科研，高校就从资助机构手里轻易拿到了大笔的钱，为此高校们更疯狂地贷款建实验室扩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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