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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困境：时空间维度的巨大考验
中国困境：时空间维度的巨大考验中国困境：时空间维度的巨大考验
新冠肺炎未见平息之际，看似骤然转向的中国防疫政策，对内显示对执政的自信之馀，对外的说明不足与治理不透明性，反而再起“天下围中”的声浪。新华网于8日刊出长文，强调官方“因时因势科学决策”，仅指出防疫已进入新阶段，仅“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新冠疫情不只是全球公共卫生的课题，甚至深入文化与心理层面，失焦的叙事无助于取得西方的谅解。
早期选择与疫情共存的欧美各国，实现疫苗普及率而率先解封，社会与经济活动也逐步进入后疫情的新常态，在全球化活动逐渐恢复之际，以往被视为观光金鸡母的中国旅客，却被视为全球疫情下的异己者。由于中国防疫政策的转折，而被西方国家额外增加防疫措施，甚至反转好不容易的去种族化路径。
北京自2013年以来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历经近年来战狼外交的转折少有正面成果，而今易未能在防疫政策的取得国际谅解，反而让公民直接承受外部压力。然而，中国外交叙事的问题不只是政治价值，而是中国整体的现代性问题，一个复杂的中国符号未能被自身理解，也未能被异己的群体所理解。
即使中国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社群名人传播正面形象，去年底（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仍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较去年整体下滑，意大利对中国的负面感受为62%，即使指标最低却也远过半数。
原本稍见平息的疫情起源论争议再受关注，但是“中国变异株”的论述却随著地缘政治的动盪，而在西方国家的反中声浪雀起，不透明的疫情资讯更催化西方对中国的政经矛盾。在西方社会内部，因应防疫机制而起的对立与分化更使亚裔的境遇堪虑，疫情期间孤绝于境外的海外华人，更成为中国的防疫政策的牺牲者，可叹的是他们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未曾有过机会表达己见。
在疫情和乌俄战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重新凝聚大洋两岸的民主价值和文明认同，印太战略隐而未喻的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以往重视对中国关係的欧盟，更以“整合性政治危机反应小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的高度回应中国疫情，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相继呼吁公民非必要勿前往中国，面对疫情所展现的社群身分差异，更显示中国的外交叙事距离“心灵契合”的理想尚有距离。
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疫情的质疑，在认知差距背后，更是对中国现代性的诠释有著不同的时空间考察，使得中国对外叙事的方式让外界难以参透现象本质，更别说是西方希望有一个可轻易识别的文化符号或容易阅读的文本，恐怕连北京自身也在苦恼如何建构能够跨越维度的理论。
因为现代性面临的困难，使得中国研究的领域饶富趣味，即使在金融财税系统和数位货币政策的监管，已有著较完备的技术和实证基础，马云之所以在日本的原因仍另有故事。疫情发生以来的各项治理和监理数据，也不过是反应中国内部时空间差异的表徵之一，造成外部叙事的言说与事实之间的关係更令人费解。
以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山东省为例，作为中国前五大经经济省分，却也是最大的农业省，生养著上亿人口，其治理的规模堪比德国，发展的差异却跨越百年的时序。在青岛这般突出的国际化城市的辖治范围内，尚有黄岛区的部分居民以燃煤过冬，百年前的赶集文化至今夹杂著现代的行动支付。这样複杂的境遇让中国面对的问题非是铁板一块，背负六亿农民命运的中国现代性进程，面临的是时空间维度的巨大考验。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西方的模式与论述要能受到重视，还得看是谁提出论证，并且能在合适的政治话语下推展。二十大之后受到重视的李强或许能提供上海模式的经验，但是上海模式却难未必能适用作为发达农业大省的山东，更何况上海模式所需的资源更是其他地区不可能具备。现代性历程的差异使得疫情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叙事，使得中国的外交叙事只能表述政治符号，未能回应疫情“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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