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从广场到秦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从广场到秦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https://t.co/uWWbCJFDop—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ne 3, 2022
华盛顿 —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已经有 225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华盛顿 —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