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 非洲打拼 孤独的我收养黑人小孩
这是《自拍》第290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王飞，80后，是一个农民工的儿子。十年前，刚刚结婚生子的我为了挣钱养家，重走了我爸的老路，来到非洲几内亚当工人。出国之前，我跟老婆约定好打拼两年就回来，结果不知不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我依然在非洲，虽然身份早已经从工人变成老板，靠承包工程运输车每年可以有数百万的经营收入，但我总觉得不在家人身边，赚再多也没意思，最盼望的就是能早点回国。
这是常常和我待在一起的四个非洲孩子，在异国他乡，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可以说，我们一家两代人的命运都是被非洲改变的。小时候，我们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穷，那时候每天吃的都是白面条，顶多煮点鸡蛋，再加些丝瓜进去。周围邻居都开始换大彩电了，我家还是只有一台非常小的老式黑白电视机。
为了养活我和我弟，爸妈后来都去了城里。我爸卖力气，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队当工人。我妈为了能顺带照顾我们俩，跟亲戚朋友借钱开了一家小小的食杂店。
小时候，我和弟弟在我妈开的食杂店前。
我爸是初中学历，和工程队的大部分农民工相比，他还算是有点文化的，眼光也比别人更长远一些。刚开始他只会干砌砖这类很简单的活儿。后来公司开设了夜校，要给大家免费教一些建筑技术、工程项目管理的知识。
很多人嫌累不去，我爸听说后主动报了名，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接着学知识，经常是我们都快睡下了他才下课回到家。
我爸因为勤奋上进，考下了不少和建筑相关的证书，比如施工员、质检员还有安全员证书。他因此得到了公司领导们的关注，被评为全公司的“劳动模范”。在那之后，他的身份从临时工转为了正式工。
2001年，我爸所在的公司将业务拓展到非洲几内亚，想选一些优秀的工人外派过去支援当地建设。当时我爸在国内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000元，公司直接给外派员工开出了八万左右的年薪，听上去相当诱惑人。为了挣这笔钱，我爸决定去非洲试一试。
我爸年轻时的照片，看面相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
那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前几年，通讯手段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爸只能靠写信和家里交流。每回收到信，我妈都会迫不及待地念给我们听。
因为平时爱看《动物世界》，我总觉得非洲还是像原始社会一样，老虎狮子满地跑，非常担心我爸的安全。我爸总是在心里安慰我们，说非洲并不可怕，几内亚也只是比中国穷点，况且公司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听得半信半疑，除了担心什么也做不了。
顺利的话，我爸一年到头能飞回来一次，要是赶上大工程，能不能回来就全看工期进度。有一年过年他就没回来，我和我妈我弟孤单单地吃着年夜饭，我一想到爸爸连过年都不在家，没忍住哭了出来，结果把妈和我弟也都带哭了......
我妈倒没抱怨过我爸，她就是爱拿这件事来教育我们两兄弟：“看，不好好读书就是你爸这个结果，只能跑那么老远的地方去打工挣钱！”当时我也就听听，没把这当回事，怎么也想到到，这句话若干年后又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爸出国那年，我正上高中，也许是身边少了大人的督促和监督，我的成绩一直徘徊在中等水平，高考只考上了我们江苏省内的一所普通大专，专业是机械设计。毕业之后，我进了南通市的一家小机械厂上班。
入职第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六百元。也怪我没什么社会经验，不知道这只是试用期的工资。见待遇这么差，我认定在这里上班没前途，一气之下直接裸辞了。
结果就是，我为这次年少无知的冲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离开机械厂后，我陆续投了近百份简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好工作。有天我和女朋友聊天，她说南京有家电子厂愿意招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南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我想换个地方兴许情况会不一样，就和她一起出发了。
我和老婆是高中同学，我大专毕业后和她在一起了。
刚到南京没几天，我就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期货公司。当时我还纳闷，难道换个城市找工作效果真的这么明显？等我进了公司才知道，这其实是个类似于保险推销的工作，公司需要招聘大量员工去拉人来开户，基本上只要报名就招，根据拉的客户数量给提成。
光进来没有用，这份工作我干得并不顺利。南京这个城市我人生地不熟，能上哪找客户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街上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可我又不是能说会道的类型，每次冲上去问人家要不要办理期货，就算是那些有钱的、最有可能买期货的大爷大妈，也没几个愿意相信的。
有好几个月，我一个客户都没拉到，到手工资只有一千三或一千四，连底薪两千都没达到。偶尔有几个月运气好一点，能拉到四五个客户，算上提成也只能拿两千多工资。我硬着头皮坚持了一年，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和女朋友在南京的照片，当时两个人都很穷。
我女朋友那时候也觉得待在电子厂没前途，将来最多能当个生产线线长。她说既然我们在南京发展得都不好，还不如都回去好了，至少不用在外面漂着。于是我们便回了老家，第二年结婚，第三年就有了女儿。
养孩子花销会很大，作为父亲，我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从南京回来后，我先后到当地的两家公司做过销售，后来又尝试过开外包公司帮忙招人。其实这些工作都不是我擅长的，但我毕业后就没接触机械，早就偏离本行了，又没其它工作经验，结果自然不如人意。
在国内工作时的照片，成家之后身材发福了。
2011年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挣到钱，该怎么养家？我压力特别大，越想越慌，搞得我爸也替我着急，后来他在电话里给我指了一条路：“不行就出国吧，挣点钱再回去。”我一听到挣钱两个字就神经敏感了，立马答应去非洲跟他干。
我爸此时已经在几内亚待了十年，职位从原先的工人变成了工程队队长，帮我在他们集团介绍个工作并不难。我老婆也知道我压力大急着挣钱，安慰我说可以出去两年就回来，只要不是长期在国外，她都举双手支持。
这事定下来之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办完了各种手续。第一次出国，我完全没有像之前担心我爸那样，反而特别激动，可后来一路发生的事都让人觉得好尴尬。
我上大专的时候没考过英语四级，本来想着加上说话时的场景和动作，简单的英语交流应该没有问题。结果上飞机之后，我发现老外说的英语一句也听不懂，他们不是按照英语书上的套路出牌，而且说得特别快，我像个哑巴一样，完全没法和别人交流。
在几内亚首都机场很少能见到黄种人，我在人群里算“异类”。
等下了飞机，海关的工作人员直接向我走过来。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我大概理解这是要让我打开钱包的意思，以为需要交给他们检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从里面抽走了一张50元人民币。
我脾气一下上来了，追着他们理论，可我只会讲中文，他们说的是法文，谁也听不懂对方想表达什么，连吵架都没法吵。接到我之后，我爸告诉我，这种情况在当地太正常了，当地人早就见怪不怪。
我跟着我爸来到了他所在的几内亚杜布雷卡省，第二天来到集团报到后，被分配到了下属的矿业公司，负责砂石生产线的现场管理。我工作的地方在乡下，可能我爸也是想锻炼锻炼我，安排好就没再管我了。到了那儿，我才深刻感受到我爸以前在信里说的“穷”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和六七个中国同胞住进了公司提供的样板房里，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板凳，连个挂衣服的地方都没有，空荡荡的，特别简陋。过了两个星期我才知道，首都附近有家中国人开的超市，在那里可以买到日用品。
不过超市的目标客户是中国人，加上附近也没有其他商店，所以里面卖的东西特别贵，一包普通泡面换算成人民币要12元，吃零食都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了。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公共设施，就拿用电来说，不能说这里没有电，但只有在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公司才会用发电机发电一两个小时，更不要说想随心所欲地使用网络了。我安慰自己这一切跟我之前想象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比已经好很多了，这样一来，心理落差也不算太大。
最初，我住的地方在远离城市的乡下，非常荒凉。
进公司之后，我从学徒开始做起，每天待在老工人身后观摩学习。好在我大专学的就是机械专业，这些设备的原理都是相通的，对我来说并不难。短短几天时间，我就学会了如何操控那些大型机械，熟练之后还要教会我手底下负责的当地工人，保证生产线正常运行。
活儿本身不重，唯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需要全天在户外操作。而几内亚处于热带，气温高、太阳烈，那段时间我因为每天都在太阳底下暴晒，肤色都快变得跟黑人一样了。每次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去都特别疲惫，只想立马躺倒在床上。
工地就像这样，很少有阴凉的地方。
最让我打退堂鼓的是这里的埃博拉病毒。我来几内亚的第二年，埃博拉疫情就在邻国边界暴发了，导致大家都人心惶惶，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人都回国了。我们公司旁边又刚好是红十字会，所有感染埃博拉病毒遇难的遗体都要在那里处理。
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这些遗体按规定必须被火化。然而当地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推崇土葬，家属们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被火葬，导致经常发生死者亲属聚在红十字会门口抢遗体的情况，局势特别混乱，有时候还能听到开枪的声音。
为了防止冲突蔓延到我们住的地方，公司专门从总统府卫队请来了五个戴红帽子的正规军，整天蹲着枪在门口守着。
结果埃博拉疫情越来越重，最后我家里人都也知道了，我妈成天在电话里对我哭：“你赶紧回来吧，在那干嘛呢？”我虽然也很害怕，可一想到还没挣到钱，不甘心就这么回去，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我一直安慰家里，说只要不接触有病毒的血液就不会有事。
实际上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心虚，每天出门都穿着像塑料雨衣那样的防护服。这种材料不透气，穿着像蒸桑拿一样，一天下来，皮肤都因为出汗被捂白了。可能也是因为我防护到位，很幸运没有染上病毒。
现在疫情在非洲也有，我有时候还是会用到防护服。
我也不是总能这么幸运，我所在的省治安一直不太好，即便有保护我们的宪兵和保安在也不一定安全。有次我在矿区，晚上十一点多大伙刚打完牌准备睡觉，突然听到门外有几声枪响。
我透过窗户望出去，发现厂区大门口的探照灯被射爆了，紧接着驶进两辆破旧的丰田车。借着走廊上微弱的灯光，我看见从车上下来了数十个头戴面罩的劫匪，他们有的一下车就殴打厂区的保安，有的很快就把保护我们的宪兵缴械了。
见此情形，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穿衣服逃跑，刚准备动身就被劫匪发现了，他们朝着宿舍区一通扫射，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防盗门上、墙上、窗户上，玻璃接连爆裂的声音非常恐怖。就这么一下，所有人都被吓得待在房间不敢动弹了。
我想对方是有备而来，人多势众，反抗是不可能了，过去仅半年时间就有数家外国企业遭受劫难，我绝对不能跟这些亡命之徒火拼。于是我赶紧伏下身，拿起藏在床底的武器从卫生间窗户丢了出去，接着又把钱包、手机、电脑都放在房里显眼的地方。
我刚做完这些，劫匪便敲门了。犹豫数秒后，我才颤抖地走到门口。门刚打开，一把AK47步枪的枪口迅速抵在我的胸膛，冰凉冰凉的。我低下头不敢看对方的脸，左手抱头，膝盖微屈，右手指向桌上的财物。劫匪没跟我废话，一脚蹬中我的心窝，把我踹到了床边，疼得我直捂肚子。
他拿完财物就骂骂咧咧地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车开走的声音才敢起身看看，同事们这个时候也都走出房门。我们一共九人，主动开门的被打得轻些，被劫匪撬开门的被打得重，搜到钱多的被打得轻，房里没有财物的被打得重，其中一个小臂被大扳手敲断，一个脑袋血流不止，还有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群劫匪的目的非常明确，喜欢选择在孤乡僻壤的外国人厂区作案，分工协作，特别凶残。每间隔几个月就能听到一起这样的案件。我早期一直都是待在偏远的矿区工作，这事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非常恐慌。
和公司保安的合影，但在这里有时候有枪也没用。
最早我是在户外工地上干活，工地里凉快点的地方就只有仓库了。我一有空就去仓库溜达，顺带还帮仓库里的人干了些杂活，一来二去的，我和仓库的人都混了个脸熟。
后来仓库的一位中国负责人因为家中有事辞职了，公司想找个合适的人选接任，因为我常和他们打照面，就这么被领导看中调到了仓库。我每天只需要记录些货物流出信息，可算摆脱之前那种苦日子了。
这家公司员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不高，即便我只是大专毕业，也能算作公司里少有的“高材生”。工地的负责人觉得我不错，想把会计工作也交给我。这我哪儿会呢？我以前从没学过会计，但他们说，“这没其他合适的人了，就你来顶一下吧!”我只能恶补一些简单的管账知识，快速上任了。
几个月后，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正好缺人，公司负责人见我能做这么多事，又把我调到总公司负责行政工作。
从我毕业到现在，好不容易被人看中一次，还是挺开心的。一想到我爸也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走到如今的地位，我更加有斗志了。正常来说，在中资企业说中文就行了，但我考虑到自己待的岗位比较重要，为了方便工作和交流，决定攻克法语这个难关。
最开始我采用的是最老土的方法，把法语发音用汉语拼音的形式记在小本子上，前前后后写了好几本，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照着读。因为各种工作场景我都有遇到过，平常用上法语的机会也多，水平进步得还挺快。不过，这种根据拼音学外语的方式有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发音不太标准。
这是我用法文写的采购清单。
等我被调往总部的办公室后不久，那里的人都知道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在学语言。办公室的高层都是中国人，他们大多离退休不远了，不像年轻人那样有热情，几乎没人学过法语，对比之下，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以帮忙做点翻译的工作。
调到总部第二年，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年薪也从三年前刚入职时的10万升到了20万。升职之后，我接触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多，打交道的都是高学历或者高级别的人，我怕他们笑话我的发音，于是又重新学习了法语的26个字母和语法，把原先不对的发音给纠正了，工作起来比以前自信很多。
因为升职加薪，我（右一）在非洲的生活越来越好，常常和同事聚餐。
可我认真想了想，对于没有资源和背景的普通人来说，总经理助理已经算上是我能升到的最高位置了，要升到管理层对我而言不太现实。事实真的和我料想的差不多，我在这个岗位待了五年。这五年间，几内亚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来非投资的华人越来越多，我在的那家公司利润也开始下降，工资基本没怎么涨过。
2017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了，这回赚来的钱更不够一家人的开支。老婆还计划为两个孩子买套学区房，当时淮安最好的学区房大概要两万一平，一套一百平的学区房需要两百多万，仅仅靠我二十余万的年薪存钱买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思考了很久，终于还是在2018年辞职了。
由于矿业公司的业务都和运输密切相关，我在当地工作了近六年时间，对运输行业还是比较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生意，只要几内亚还有工程在建，运输业就一定不会倒下。辞职后，我找了两个朋友合伙，把这几年存下来的钱全部投了进去，三个人一共凑到160万人民币，买了两辆卡车和一辆挖机，又雇了几个本地司机帮忙开车。
创业初期很苦，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三个合伙人搬到远离大马路的乡下，那里缺水又缺电，就像我刚到非洲的时候一样。我们把省下的钱不断用于投资，规模最大的时候手里有七辆卡车、三辆挖机、两辆铲车。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也很高，仅仅半年多时间，我便赚回了初期投资的160万本钱，一年后，我和老婆就用存下的钱买了套学区房。
这是我的一辆大卡车，其他卡车都在运输的路上。
由于我们跑的都是固定的运输路线，我只需要管理好司机，保证他们不接私活、不谎报车况就行。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变得清闲多了，有大把的时间感受在非洲的生活，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非洲邻居肉肉一家熟悉了起来。
肉肉、小猴子、大胃王是我根据三个小孩的个性取的。肉肉最小，我认识他时，他才4岁，脸捏起来肉肉的，所以我叫他肉肉；小猴子和他名字一样，是最机灵的一个，整天上蹿下跳跟个猴似的，“小猴子”就这么喊出来了；大胃王以前特别能吃，可能因为她平时干活比较累，每天都能吃一盆饭，我就管她叫大胃王。
熟悉之后我才知道，邻居肉肉家的条件虽然不算好，但养了十多个孩子，小猴子、大胃王都来自几内亚很偏远的农村，他们是肉肉的亲戚，因为家里穷被父母送到肉肉家。
寄养在别人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就睡在地板上，也没有学上。看到这几个小孩的情况，我挺心疼的，没事就找他们玩点小游戏，谁赢了就奖励点吃的。
这是不久前我带肉肉（左）和小猴子（右）去旅游。
在2019年以前，我差不多一个月就到邻省和我爸聚一次，爷俩每次见面也没啥事，随便聊聊天就能让我安心很多。后来我爸因为退休回了国，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孤单，身边也没几个能聊的人。我见小猴子身世最惨，又怪机灵的，勤奋踏实还肯学，于是决定收养他。
说是收养，其实是我和小猴子爸妈口头达成的一个协议，让小猴子以后跟着我了，我可以像养父一样帮衬他。这样我身边还能有个伴，两全其美。起初我家人非常不理解，说收养一个孩子等于要对他的一生负责，哪能这么草率？可那时我真没想过太多，他们和见我态度坚决，又管不到我，只能随我来了。
这是小猴子和他爸爸，我经常带小猴子去看望他爸妈。
在几内亚待了这么久，让我觉得这里的“穷”和教育有很大关系。我在当地被偷过三次东西，刚来几个月就被偷了一万多，后来在首都的时候又被偷过两万块。发生这种事报警也没用，有时候还会反过来被要小费。
我原本觉得是有些人生性贪婪，不愿意努力，自然就穷了。后来我想通了，这种情况其实以前中国穷的的时候也经常发生，现在我们有钱了，教育跟上来了，人们的素质也在变好。
所以在我决定收养小猴子之后，就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亲自教他写字、学说中文。起初我想逗逗他，故意只讲中文，他听不懂，觉得中文特别无聊，但我就是不换语言，他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瞎猜。猜对的次数多了，他的兴趣就来了。
后来我又给他放中文的动画片，慢慢地他也能听懂了。被我训练三年多，现在他已经能无障碍地和我用中文简单交流了。
我还计划再过几个月，要把小猴子送到孔子学院去上课。在非洲有许多中国人投资的企业，如果小猴子能够掌握中文，对他以后就业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小猴子，大胃王也作为保姆住在我家。两个人喜欢吃中餐，我教他们做了不少中餐，有时还会带他们去海边、游乐园玩，也算帮他们拓宽了视野。
最近小猴子迷上了做包子，他做的包子样式和口味都很不错。
这些其实都是我从我老婆身上学来的教育经验。我老婆在一家事业单位做编外行政工作，工作不算忙，每天下班还有挺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我老婆给女儿报了七个课外补习班，后来怕孩子累着，又根据她的兴趣和需要退了几个，现在还剩写作、阅读、英语和跳舞四个辅导班。每次女儿去上课，我老婆就全程陪护。
我回国休假的那一个月，老婆就会把这些事都扔给我，让我感受她的日常生活。每天，我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顺带去买些菜，等女儿放学回家后，还要辅导她写作业，一天下来还真是辛苦。
其他倒还好，教女儿做作业最让我头疼，一开始我信心满满，特别耐心地给孩子解释，但没想到孩子的理解力和大人差距会这么大，教了几遍还是不懂，折腾了半个小时，我就实在教不下去了。
和亲生儿女相比，我辅导小猴子的时间更多些，这是我让小猴子背乘法口诀表。
我在国内待的时间毕竟有限，平日里大部分时间，我和老婆孩子都是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见面。每次我们打视频电话时，两个孩子就会围上来和我聊天，就像我小时候想看我爸的信一样。
可他们越是这样，我心里的亏欠感就越重。每次回去见到家人，都会觉得所有人的变化都好大，尤其是两个孩子，比上次见面时高了一截，这种视觉冲击和视频见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也有意识到，收养小猴子有部分是出于父爱泛滥。我作为父亲，离家里两个孩子那么远，没办法很直接地关心照顾到他们，但对小猴子就不一样了，我不能直接为两个孩子做的事情，都可以为小猴子做到。
前段时间，我给小猴子盖的房子开始动工了，房子面积在两百平左右，预估需要花费30万人民币。在附近的很多华人都认识小猴子，也都很喜欢他。大家跟我说，如果我将来回国了，他们愿意继续照顾他。这样即便我今后离开几内亚，这些朋友、这栋房子都能带给小猴子带来保障，我也算尽好一个养父的责任了。
我为小猴子盖的房子在今年三月份开始动工，盖得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好多。
最近这两年，我其实有点后悔当年来非洲的决定。我在非洲待了差不多十年，虽然现在经营收入有数百万，但如果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和我同一期毕业的那批同学，很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取得了让人羡慕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我最羡慕的——身边有亲人陪伴。
从去年开始几内亚的政局一度动荡，在这里打拼的风险越来越大。可如果就这么放弃所有的事业、积攒的人脉资源回国，我又能在家里干什么呢？我越来越迷茫，不知道自己还能往哪方面努力了。唯一能确定的是，我最多在几内亚再待两至三年时间，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回国。
我骨子里是个喜欢安稳的人，从毕业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过这个心愿，全是在往反方向走。我想，将来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在中国、几内亚两地跑，我和合伙人每人在非洲盯四个月，剩下八个月回国休息。我不知道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能成真，但只要能回家，我就安心多了。
*本文由王飞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王飞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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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飞，80后，是一个农民工的儿子。十年前，刚刚结婚生子的我为了挣钱养家，重走了我爸的老路，来到非洲几内亚当工人。出国之前，我跟老婆约定好打拼两年就回来，结果不知不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我依然在非洲，虽然身份早已经从工人变成老板，靠承包工程运输车每年可以有数百万的经营收入，但我总觉得不在家人身边，赚再多也没意思，最盼望的就是能早点回国。
这是常常和我待在一起的四个非洲孩子，在异国他乡，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可以说，我们一家两代人的命运都是被非洲改变的。小时候，我们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穷，那时候每天吃的都是白面条，顶多煮点鸡蛋，再加些丝瓜进去。周围邻居都开始换大彩电了，我家还是只有一台非常小的老式黑白电视机。
为了养活我和我弟，爸妈后来都去了城里。我爸卖力气，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队当工人。我妈为了能顺带照顾我们俩，跟亲戚朋友借钱开了一家小小的食杂店。
小时候，我和弟弟在我妈开的食杂店前。
我爸是初中学历，和工程队的大部分农民工相比，他还算是有点文化的，眼光也比别人更长远一些。刚开始他只会干砌砖这类很简单的活儿。后来公司开设了夜校，要给大家免费教一些建筑技术、工程项目管理的知识。
很多人嫌累不去，我爸听说后主动报了名，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接着学知识，经常是我们都快睡下了他才下课回到家。
我爸因为勤奋上进，考下了不少和建筑相关的证书，比如施工员、质检员还有安全员证书。他因此得到了公司领导们的关注，被评为全公司的“劳动模范”。在那之后，他的身份从临时工转为了正式工。
2001年，我爸所在的公司将业务拓展到非洲几内亚，想选一些优秀的工人外派过去支援当地建设。当时我爸在国内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000元，公司直接给外派员工开出了八万左右的年薪，听上去相当诱惑人。为了挣这笔钱，我爸决定去非洲试一试。
我爸年轻时的照片，看面相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
那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前几年，通讯手段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爸只能靠写信和家里交流。每回收到信，我妈都会迫不及待地念给我们听。
因为平时爱看《动物世界》，我总觉得非洲还是像原始社会一样，老虎狮子满地跑，非常担心我爸的安全。我爸总是在心里安慰我们，说非洲并不可怕，几内亚也只是比中国穷点，况且公司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听得半信半疑，除了担心什么也做不了。
顺利的话，我爸一年到头能飞回来一次，要是赶上大工程，能不能回来就全看工期进度。有一年过年他就没回来，我和我妈我弟孤单单地吃着年夜饭，我一想到爸爸连过年都不在家，没忍住哭了出来，结果把妈和我弟也都带哭了......
我妈倒没抱怨过我爸，她就是爱拿这件事来教育我们两兄弟：“看，不好好读书就是你爸这个结果，只能跑那么老远的地方去打工挣钱！”当时我也就听听，没把这当回事，怎么也想到到，这句话若干年后又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爸出国那年，我正上高中，也许是身边少了大人的督促和监督，我的成绩一直徘徊在中等水平，高考只考上了我们江苏省内的一所普通大专，专业是机械设计。毕业之后，我进了南通市的一家小机械厂上班。
入职第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六百元。也怪我没什么社会经验，不知道这只是试用期的工资。见待遇这么差，我认定在这里上班没前途，一气之下直接裸辞了。
结果就是，我为这次年少无知的冲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离开机械厂后，我陆续投了近百份简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好工作。有天我和女朋友聊天，她说南京有家电子厂愿意招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南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我想换个地方兴许情况会不一样，就和她一起出发了。
我和老婆是高中同学，我大专毕业后和她在一起了。
刚到南京没几天，我就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期货公司。当时我还纳闷，难道换个城市找工作效果真的这么明显？等我进了公司才知道，这其实是个类似于保险推销的工作，公司需要招聘大量员工去拉人来开户，基本上只要报名就招，根据拉的客户数量给提成。
光进来没有用，这份工作我干得并不顺利。南京这个城市我人生地不熟，能上哪找客户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街上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可我又不是能说会道的类型，每次冲上去问人家要不要办理期货，就算是那些有钱的、最有可能买期货的大爷大妈，也没几个愿意相信的。
有好几个月，我一个客户都没拉到，到手工资只有一千三或一千四，连底薪两千都没达到。偶尔有几个月运气好一点，能拉到四五个客户，算上提成也只能拿两千多工资。我硬着头皮坚持了一年，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和女朋友在南京的照片，当时两个人都很穷。
我女朋友那时候也觉得待在电子厂没前途，将来最多能当个生产线线长。她说既然我们在南京发展得都不好，还不如都回去好了，至少不用在外面漂着。于是我们便回了老家，第二年结婚，第三年就有了女儿。
养孩子花销会很大，作为父亲，我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从南京回来后，我先后到当地的两家公司做过销售，后来又尝试过开外包公司帮忙招人。其实这些工作都不是我擅长的，但我毕业后就没接触机械，早就偏离本行了，又没其它工作经验，结果自然不如人意。
在国内工作时的照片，成家之后身材发福了。
2011年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挣到钱，该怎么养家？我压力特别大，越想越慌，搞得我爸也替我着急，后来他在电话里给我指了一条路：“不行就出国吧，挣点钱再回去。”我一听到挣钱两个字就神经敏感了，立马答应去非洲跟他干。
我爸此时已经在几内亚待了十年，职位从原先的工人变成了工程队队长，帮我在他们集团介绍个工作并不难。我老婆也知道我压力大急着挣钱，安慰我说可以出去两年就回来，只要不是长期在国外，她都举双手支持。
这事定下来之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办完了各种手续。第一次出国，我完全没有像之前担心我爸那样，反而特别激动，可后来一路发生的事都让人觉得好尴尬。
我上大专的时候没考过英语四级，本来想着加上说话时的场景和动作，简单的英语交流应该没有问题。结果上飞机之后，我发现老外说的英语一句也听不懂，他们不是按照英语书上的套路出牌，而且说得特别快，我像个哑巴一样，完全没法和别人交流。
在几内亚首都机场很少能见到黄种人，我在人群里算“异类”。
等下了飞机，海关的工作人员直接向我走过来。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我大概理解这是要让我打开钱包的意思，以为需要交给他们检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从里面抽走了一张50元人民币。
我脾气一下上来了，追着他们理论，可我只会讲中文，他们说的是法文，谁也听不懂对方想表达什么，连吵架都没法吵。接到我之后，我爸告诉我，这种情况在当地太正常了，当地人早就见怪不怪。
我跟着我爸来到了他所在的几内亚杜布雷卡省，第二天来到集团报到后，被分配到了下属的矿业公司，负责砂石生产线的现场管理。我工作的地方在乡下，可能我爸也是想锻炼锻炼我，安排好就没再管我了。到了那儿，我才深刻感受到我爸以前在信里说的“穷”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和六七个中国同胞住进了公司提供的样板房里，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板凳，连个挂衣服的地方都没有，空荡荡的，特别简陋。过了两个星期我才知道，首都附近有家中国人开的超市，在那里可以买到日用品。
不过超市的目标客户是中国人，加上附近也没有其他商店，所以里面卖的东西特别贵，一包普通泡面换算成人民币要12元，吃零食都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了。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公共设施，就拿用电来说，不能说这里没有电，但只有在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公司才会用发电机发电一两个小时，更不要说想随心所欲地使用网络了。我安慰自己这一切跟我之前想象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比已经好很多了，这样一来，心理落差也不算太大。
最初，我住的地方在远离城市的乡下，非常荒凉。
进公司之后，我从学徒开始做起，每天待在老工人身后观摩学习。好在我大专学的就是机械专业，这些设备的原理都是相通的，对我来说并不难。短短几天时间，我就学会了如何操控那些大型机械，熟练之后还要教会我手底下负责的当地工人，保证生产线正常运行。
活儿本身不重，唯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需要全天在户外操作。而几内亚处于热带，气温高、太阳烈，那段时间我因为每天都在太阳底下暴晒，肤色都快变得跟黑人一样了。每次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去都特别疲惫，只想立马躺倒在床上。
工地就像这样，很少有阴凉的地方。
最让我打退堂鼓的是这里的埃博拉病毒。我来几内亚的第二年，埃博拉疫情就在邻国边界暴发了，导致大家都人心惶惶，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人都回国了。我们公司旁边又刚好是红十字会，所有感染埃博拉病毒遇难的遗体都要在那里处理。
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这些遗体按规定必须被火化。然而当地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推崇土葬，家属们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被火葬，导致经常发生死者亲属聚在红十字会门口抢遗体的情况，局势特别混乱，有时候还能听到开枪的声音。
为了防止冲突蔓延到我们住的地方，公司专门从总统府卫队请来了五个戴红帽子的正规军，整天蹲着枪在门口守着。
结果埃博拉疫情越来越重，最后我家里人都也知道了，我妈成天在电话里对我哭：“你赶紧回来吧，在那干嘛呢？”我虽然也很害怕，可一想到还没挣到钱，不甘心就这么回去，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我一直安慰家里，说只要不接触有病毒的血液就不会有事。
实际上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心虚，每天出门都穿着像塑料雨衣那样的防护服。这种材料不透气，穿着像蒸桑拿一样，一天下来，皮肤都因为出汗被捂白了。可能也是因为我防护到位，很幸运没有染上病毒。
现在疫情在非洲也有，我有时候还是会用到防护服。
我也不是总能这么幸运，我所在的省治安一直不太好，即便有保护我们的宪兵和保安在也不一定安全。有次我在矿区，晚上十一点多大伙刚打完牌准备睡觉，突然听到门外有几声枪响。
我透过窗户望出去，发现厂区大门口的探照灯被射爆了，紧接着驶进两辆破旧的丰田车。借着走廊上微弱的灯光，我看见从车上下来了数十个头戴面罩的劫匪，他们有的一下车就殴打厂区的保安，有的很快就把保护我们的宪兵缴械了。
见此情形，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穿衣服逃跑，刚准备动身就被劫匪发现了，他们朝着宿舍区一通扫射，子弹噼里啪啦地打在防盗门上、墙上、窗户上，玻璃接连爆裂的声音非常恐怖。就这么一下，所有人都被吓得待在房间不敢动弹了。
我想对方是有备而来，人多势众，反抗是不可能了，过去仅半年时间就有数家外国企业遭受劫难，我绝对不能跟这些亡命之徒火拼。于是我赶紧伏下身，拿起藏在床底的武器从卫生间窗户丢了出去，接着又把钱包、手机、电脑都放在房里显眼的地方。
我刚做完这些，劫匪便敲门了。犹豫数秒后，我才颤抖地走到门口。门刚打开，一把AK47步枪的枪口迅速抵在我的胸膛，冰凉冰凉的。我低下头不敢看对方的脸，左手抱头，膝盖微屈，右手指向桌上的财物。劫匪没跟我废话，一脚蹬中我的心窝，把我踹到了床边，疼得我直捂肚子。
他拿完财物就骂骂咧咧地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车开走的声音才敢起身看看，同事们这个时候也都走出房门。我们一共九人，主动开门的被打得轻些，被劫匪撬开门的被打得重，搜到钱多的被打得轻，房里没有财物的被打得重，其中一个小臂被大扳手敲断，一个脑袋血流不止，还有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群劫匪的目的非常明确，喜欢选择在孤乡僻壤的外国人厂区作案，分工协作，特别凶残。每间隔几个月就能听到一起这样的案件。我早期一直都是待在偏远的矿区工作，这事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非常恐慌。
和公司保安的合影，但在这里有时候有枪也没用。
最早我是在户外工地上干活，工地里凉快点的地方就只有仓库了。我一有空就去仓库溜达，顺带还帮仓库里的人干了些杂活，一来二去的，我和仓库的人都混了个脸熟。
后来仓库的一位中国负责人因为家中有事辞职了，公司想找个合适的人选接任，因为我常和他们打照面，就这么被领导看中调到了仓库。我每天只需要记录些货物流出信息，可算摆脱之前那种苦日子了。
这家公司员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不高，即便我只是大专毕业，也能算作公司里少有的“高材生”。工地的负责人觉得我不错，想把会计工作也交给我。这我哪儿会呢？我以前从没学过会计，但他们说，“这没其他合适的人了，就你来顶一下吧!”我只能恶补一些简单的管账知识，快速上任了。
几个月后，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正好缺人，公司负责人见我能做这么多事，又把我调到总公司负责行政工作。
从我毕业到现在，好不容易被人看中一次，还是挺开心的。一想到我爸也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走到如今的地位，我更加有斗志了。正常来说，在中资企业说中文就行了，但我考虑到自己待的岗位比较重要，为了方便工作和交流，决定攻克法语这个难关。
最开始我采用的是最老土的方法，把法语发音用汉语拼音的形式记在小本子上，前前后后写了好几本，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照着读。因为各种工作场景我都有遇到过，平常用上法语的机会也多，水平进步得还挺快。不过，这种根据拼音学外语的方式有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发音不太标准。
这是我用法文写的采购清单。
等我被调往总部的办公室后不久，那里的人都知道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在学语言。办公室的高层都是中国人，他们大多离退休不远了，不像年轻人那样有热情，几乎没人学过法语，对比之下，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以帮忙做点翻译的工作。
调到总部第二年，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年薪也从三年前刚入职时的10万升到了20万。升职之后，我接触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多，打交道的都是高学历或者高级别的人，我怕他们笑话我的发音，于是又重新学习了法语的26个字母和语法，把原先不对的发音给纠正了，工作起来比以前自信很多。
因为升职加薪，我（右一）在非洲的生活越来越好，常常和同事聚餐。
可我认真想了想，对于没有资源和背景的普通人来说，总经理助理已经算上是我能升到的最高位置了，要升到管理层对我而言不太现实。事实真的和我料想的差不多，我在这个岗位待了五年。这五年间，几内亚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来非投资的华人越来越多，我在的那家公司利润也开始下降，工资基本没怎么涨过。
2017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了，这回赚来的钱更不够一家人的开支。老婆还计划为两个孩子买套学区房，当时淮安最好的学区房大概要两万一平，一套一百平的学区房需要两百多万，仅仅靠我二十余万的年薪存钱买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思考了很久，终于还是在2018年辞职了。
由于矿业公司的业务都和运输密切相关，我在当地工作了近六年时间，对运输行业还是比较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生意，只要几内亚还有工程在建，运输业就一定不会倒下。辞职后，我找了两个朋友合伙，把这几年存下来的钱全部投了进去，三个人一共凑到160万人民币，买了两辆卡车和一辆挖机，又雇了几个本地司机帮忙开车。
创业初期很苦，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三个合伙人搬到远离大马路的乡下，那里缺水又缺电，就像我刚到非洲的时候一样。我们把省下的钱不断用于投资，规模最大的时候手里有七辆卡车、三辆挖机、两辆铲车。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也很高，仅仅半年多时间，我便赚回了初期投资的160万本钱，一年后，我和老婆就用存下的钱买了套学区房。
这是我的一辆大卡车，其他卡车都在运输的路上。
由于我们跑的都是固定的运输路线，我只需要管理好司机，保证他们不接私活、不谎报车况就行。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变得清闲多了，有大把的时间感受在非洲的生活，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非洲邻居肉肉一家熟悉了起来。
肉肉、小猴子、大胃王是我根据三个小孩的个性取的。肉肉最小，我认识他时，他才4岁，脸捏起来肉肉的，所以我叫他肉肉；小猴子和他名字一样，是最机灵的一个，整天上蹿下跳跟个猴似的，“小猴子”就这么喊出来了；大胃王以前特别能吃，可能因为她平时干活比较累，每天都能吃一盆饭，我就管她叫大胃王。
熟悉之后我才知道，邻居肉肉家的条件虽然不算好，但养了十多个孩子，小猴子、大胃王都来自几内亚很偏远的农村，他们是肉肉的亲戚，因为家里穷被父母送到肉肉家。
寄养在别人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就睡在地板上，也没有学上。看到这几个小孩的情况，我挺心疼的，没事就找他们玩点小游戏，谁赢了就奖励点吃的。
这是不久前我带肉肉（左）和小猴子（右）去旅游。
在2019年以前，我差不多一个月就到邻省和我爸聚一次，爷俩每次见面也没啥事，随便聊聊天就能让我安心很多。后来我爸因为退休回了国，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孤单，身边也没几个能聊的人。我见小猴子身世最惨，又怪机灵的，勤奋踏实还肯学，于是决定收养他。
说是收养，其实是我和小猴子爸妈口头达成的一个协议，让小猴子以后跟着我了，我可以像养父一样帮衬他。这样我身边还能有个伴，两全其美。起初我家人非常不理解，说收养一个孩子等于要对他的一生负责，哪能这么草率？可那时我真没想过太多，他们和见我态度坚决，又管不到我，只能随我来了。
这是小猴子和他爸爸，我经常带小猴子去看望他爸妈。
在几内亚待了这么久，让我觉得这里的“穷”和教育有很大关系。我在当地被偷过三次东西，刚来几个月就被偷了一万多，后来在首都的时候又被偷过两万块。发生这种事报警也没用，有时候还会反过来被要小费。
我原本觉得是有些人生性贪婪，不愿意努力，自然就穷了。后来我想通了，这种情况其实以前中国穷的的时候也经常发生，现在我们有钱了，教育跟上来了，人们的素质也在变好。
所以在我决定收养小猴子之后，就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亲自教他写字、学说中文。起初我想逗逗他，故意只讲中文，他听不懂，觉得中文特别无聊，但我就是不换语言，他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瞎猜。猜对的次数多了，他的兴趣就来了。
后来我又给他放中文的动画片，慢慢地他也能听懂了。被我训练三年多，现在他已经能无障碍地和我用中文简单交流了。
我还计划再过几个月，要把小猴子送到孔子学院去上课。在非洲有许多中国人投资的企业，如果小猴子能够掌握中文，对他以后就业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小猴子，大胃王也作为保姆住在我家。两个人喜欢吃中餐，我教他们做了不少中餐，有时还会带他们去海边、游乐园玩，也算帮他们拓宽了视野。
最近小猴子迷上了做包子，他做的包子样式和口味都很不错。
这些其实都是我从我老婆身上学来的教育经验。我老婆在一家事业单位做编外行政工作，工作不算忙，每天下班还有挺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我老婆给女儿报了七个课外补习班，后来怕孩子累着，又根据她的兴趣和需要退了几个，现在还剩写作、阅读、英语和跳舞四个辅导班。每次女儿去上课，我老婆就全程陪护。
我回国休假的那一个月，老婆就会把这些事都扔给我，让我感受她的日常生活。每天，我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顺带去买些菜，等女儿放学回家后，还要辅导她写作业，一天下来还真是辛苦。
其他倒还好，教女儿做作业最让我头疼，一开始我信心满满，特别耐心地给孩子解释，但没想到孩子的理解力和大人差距会这么大，教了几遍还是不懂，折腾了半个小时，我就实在教不下去了。
和亲生儿女相比，我辅导小猴子的时间更多些，这是我让小猴子背乘法口诀表。
我在国内待的时间毕竟有限，平日里大部分时间，我和老婆孩子都是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见面。每次我们打视频电话时，两个孩子就会围上来和我聊天，就像我小时候想看我爸的信一样。
可他们越是这样，我心里的亏欠感就越重。每次回去见到家人，都会觉得所有人的变化都好大，尤其是两个孩子，比上次见面时高了一截，这种视觉冲击和视频见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也有意识到，收养小猴子有部分是出于父爱泛滥。我作为父亲，离家里两个孩子那么远，没办法很直接地关心照顾到他们，但对小猴子就不一样了，我不能直接为两个孩子做的事情，都可以为小猴子做到。
前段时间，我给小猴子盖的房子开始动工了，房子面积在两百平左右，预估需要花费30万人民币。在附近的很多华人都认识小猴子，也都很喜欢他。大家跟我说，如果我将来回国了，他们愿意继续照顾他。这样即便我今后离开几内亚，这些朋友、这栋房子都能带给小猴子带来保障，我也算尽好一个养父的责任了。
我为小猴子盖的房子在今年三月份开始动工，盖得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好多。
最近这两年，我其实有点后悔当年来非洲的决定。我在非洲待了差不多十年，虽然现在经营收入有数百万，但如果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和我同一期毕业的那批同学，很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取得了让人羡慕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我最羡慕的——身边有亲人陪伴。
从去年开始几内亚的政局一度动荡，在这里打拼的风险越来越大。可如果就这么放弃所有的事业、积攒的人脉资源回国，我又能在家里干什么呢？我越来越迷茫，不知道自己还能往哪方面努力了。唯一能确定的是，我最多在几内亚再待两至三年时间，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回国。
我骨子里是个喜欢安稳的人，从毕业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过这个心愿，全是在往反方向走。我想，将来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在中国、几内亚两地跑，我和合伙人每人在非洲盯四个月，剩下八个月回国休息。我不知道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能成真，但只要能回家，我就安心多了。
*本文由王飞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王飞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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