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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 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老安 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老安 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这是一座常人难以忍受的老房子。连接两层楼的木制台阶咿呀作响，眼下鞋底踏过的地方被磨得惨白，与墙角发黑的那端形成强烈对比；左右粘贴的童画饱经沧桑，画纸边缘裂开的口子深浅不一；天花板凋零着蜘蛛网，过道的书架上横七扭八地堆放了画册、影集，无须伸手试探就能看见填满缝隙的灰迹；卫生间的门早已需要更换开合器，马桶的水箱盖也不见了。
透过窗户能看见一节银杏树，虽然此时冬季光秃，但毕竟是亲手栽种，在主人家心中，它依然称得上“伟大”。除了手舞足蹈的树杈，四周谈不上有别的景观可言，说是小区，但连个大门也没有。九几年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现在大家都叫他老安）作为第一批住户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开到东南四五环之间都傻了，不禁嘟囔，这什么地方？
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交通依然不便，开车20分钟才能到最近的地铁站。老安倒是毫不介意，虽已不在这儿居住，每天仍悠悠地过来办公。他初至北京时结交的那群文艺青年中的许多人，如今早已扬名立万，笔下诞生的作品甚至相继创造过亿的拍卖纪录。相形之下，时代的车轮显然轻轻绕过了他，生出白发的小老头偷着乐，“最烦有人惦记我。”
谁都还没出名的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拮据却幸福。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异乡客迅速打进中国的艺术圈，他不带功利心地与曾梵志、方力钧、刘炜等人交往，感染着他们身上尚未被市场发现的巨大能量。错过了1920年代的巴黎没关系，想不到在中国碰上了同样的艺术天堂。
▲青年老安
作为一群人中唯一上过班、有车有固定收入的人，老安义不容辞地负责请这些囊中羞涩的青年艺术家吃饭、当他们的司机，如今看来所谓的收藏，当年也不过是出于“帮哥们儿”的心情用几百美金的均价买了些作品。其中一幅之前被保姆清理出来差点扔了，卖掉之后老安给岳父在沈阳买了套房。
想起当年的穷艺术家，他回过神来，“现在怎么我开Polo他开法拉利”，说完被自己的“不思进取”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我从一岁到现在都没多大变化，”他坐在铺了好几张床单的沙发上，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酒窝阻挡了许多阳光，半片阴影中，他低头瞄了眼身上样式简单的天蓝色羊毛衫，用陷入回忆的口吻说，“我穿的衣服，我住的地儿，这种风格一直没变。小时候我的房间也是一样乱，当然自己有孩子后有段时间稍微把家弄一下，但那也是为他们，不是为我。这方面我不太注意，我的功夫花在别的地方。”
他也有一台“好一点”的斯巴鲁，但“不是那种给人看的”，车里的大天窗不是为了炫耀，仅仅是看中它可供人和三脚架同时站立，方便拍摄。
1980年代末老安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时国内私家车很少，汽车代表一种身份，在社会上颇受重视。在他的印象中，新世纪来了，摄像头越来越多，并设立了驾照扣分制。他在文章里置气，“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太扫兴，太没劲，不想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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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窗户能看见一节银杏树，虽然此时冬季光秃，但毕竟是亲手栽种，在主人家心中，它依然称得上“伟大”。除了手舞足蹈的树杈，四周谈不上有别的景观可言，说是小区，但连个大门也没有。九几年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现在大家都叫他老安）作为第一批住户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开到东南四五环之间都傻了，不禁嘟囔，这什么地方？
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交通依然不便，开车20分钟才能到最近的地铁站。老安倒是毫不介意，虽已不在这儿居住，每天仍悠悠地过来办公。他初至北京时结交的那群文艺青年中的许多人，如今早已扬名立万，笔下诞生的作品甚至相继创造过亿的拍卖纪录。相形之下，时代的车轮显然轻轻绕过了他，生出白发的小老头偷着乐，“最烦有人惦记我。”
谁都还没出名的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拮据却幸福。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异乡客迅速打进中国的艺术圈，他不带功利心地与曾梵志、方力钧、刘炜等人交往，感染着他们身上尚未被市场发现的巨大能量。错过了1920年代的巴黎没关系，想不到在中国碰上了同样的艺术天堂。
▲青年老安
作为一群人中唯一上过班、有车有固定收入的人，老安义不容辞地负责请这些囊中羞涩的青年艺术家吃饭、当他们的司机，如今看来所谓的收藏，当年也不过是出于“帮哥们儿”的心情用几百美金的均价买了些作品。其中一幅之前被保姆清理出来差点扔了，卖掉之后老安给岳父在沈阳买了套房。
想起当年的穷艺术家，他回过神来，“现在怎么我开Polo他开法拉利”，说完被自己的“不思进取”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我从一岁到现在都没多大变化，”他坐在铺了好几张床单的沙发上，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酒窝阻挡了许多阳光，半片阴影中，他低头瞄了眼身上样式简单的天蓝色羊毛衫，用陷入回忆的口吻说，“我穿的衣服，我住的地儿，这种风格一直没变。小时候我的房间也是一样乱，当然自己有孩子后有段时间稍微把家弄一下，但那也是为他们，不是为我。这方面我不太注意，我的功夫花在别的地方。”
他也有一台“好一点”的斯巴鲁，但“不是那种给人看的”，车里的大天窗不是为了炫耀，仅仅是看中它可供人和三脚架同时站立，方便拍摄。
1980年代末老安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时国内私家车很少，汽车代表一种身份，在社会上颇受重视。在他的印象中，新世纪来了，摄像头越来越多，并设立了驾照扣分制。他在文章里置气，“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太扫兴，太没劲，不想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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