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离婚冷静期一周年:预约难求离婚难
“隐形冷静期”
两种离婚方式的法律差别或许是行外人的认知盲区。
张逢春介绍，协议离婚中，双方当事人在民政局进行备案即可，但进入诉讼程序后，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必须具备合法性——即财产经审查是合法的。
她解释，法院的审理需要证明财产的来源和正当性。若有房产等登记在案外人名下，想要证明此为夫妻共同财产，则需要向法院提供充分相关证明，否则无法写入法院的调解程序。
“也就是说不能像以前一样简单处理财产。牵涉到案外人，甚至需要另案处理。”张逢春说。
而诉讼离婚的“隐形”冷静期或许更为漫长。张逢春介绍，诉讼离婚其实也存在“冷静期”。第一次申请诉讼离婚，法官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夫妻感情破裂，则大概率会驳回当事双方请求，并给出6个月的修复期。6个月后方可提起第二次起诉，这是诉讼离婚中一直存续的规定。
在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加码”的离婚冷静期》一文中，易轶曾介绍，在我国的离婚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没有外在形式的判断标准，容易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诉讼离婚存在“隐形冷静期”。
201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曾研究部署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要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家庭和谐，妥善化解家事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一年中，离婚预约号“一号难求”。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北京、深圳等地的预约号排期非常紧俏，甚至有当事人委托律师操办此事。
杜芹明确拒绝，她认为虽然离婚预约存在困难，但是应该按照自然状态，“今天约不上就明天再约。”
在安岳法院的《建议》一文中提到，家事审判和审限制度存在矛盾，离婚案件注重情感修复，与审限制度追求效率的原则有冲突。而离婚冷静期和配套制度增加的审理天数，造成了隐形超审限，容易形成对法官工作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负面评价。
婚恋、家庭矛盾是引发命案的重要原因
家暴是离婚过程中的另一变数。
安岳法院在《建议》中提出了对离婚“冷静期”变“危险期”的担忧。
其中包括，冷静期对被家暴者不利，受害方不知也不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冷静期内一方可能恶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中日常家事代理权适用规则还需完善。
“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封闭性、私密性，双方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容易走极端。”张逢春认为，家庭暴力和恶性案件在离婚诉讼中是一直存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仅因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
她透露，从她过去的法官工作经历来看，只要证据完备，大部分法院都会开具人身保护令。但从她接触的涉家暴类离婚案件来看，虽然《反家暴法》实施至今，但人身保护令的使用和实际效果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未知的，如果当地社区和派出所没有有效的配合和介入，则人身保护令就是法院的裁定而已。
多位受访者均建议涉家暴类离婚案件不要试图采用协议离婚的方式解决。
张逢春表示，司法实践中，被施暴方容易为了尽早摆脱婚姻关系，而对财产、权利等离婚条件作出妥协。
“据我了解，在深圳，出现家暴还要苦等一到两个月冷静期应该是很少的。”杜芹介绍，同类案件的处理与地区法治普及相关。深圳对家暴类案件的宣传较为到位，对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条件不甚苛刻，“另外，我觉得家暴是一种行为模式，离不离婚都是存在的。不能直接说是因为这个制度（离婚冷静期）本身造成的。”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高蕾介绍，涉家暴类案件一般都通过诉讼解决，根本无法通过协议解决，不存在冷静期的影响。她表示，恶性案件就算没有冷静期，当事双方妥善处理的概率也比较低。恶性案件和离婚程序的设置没有任何关系。
“冷静期反而会让关系已经破裂、紧张的夫妻从心态和身份转化上各退一步，从剑拔弩张的关系回归到理性状态。”高蕾说。
易轶则认为，需要对离婚程序中的家暴类离婚案件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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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离婚方式的法律差别或许是行外人的认知盲区。
张逢春介绍，协议离婚中，双方当事人在民政局进行备案即可，但进入诉讼程序后，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必须具备合法性——即财产经审查是合法的。
她解释，法院的审理需要证明财产的来源和正当性。若有房产等登记在案外人名下，想要证明此为夫妻共同财产，则需要向法院提供充分相关证明，否则无法写入法院的调解程序。
“也就是说不能像以前一样简单处理财产。牵涉到案外人，甚至需要另案处理。”张逢春说。
而诉讼离婚的“隐形”冷静期或许更为漫长。张逢春介绍，诉讼离婚其实也存在“冷静期”。第一次申请诉讼离婚，法官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夫妻感情破裂，则大概率会驳回当事双方请求，并给出6个月的修复期。6个月后方可提起第二次起诉，这是诉讼离婚中一直存续的规定。
在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加码”的离婚冷静期》一文中，易轶曾介绍，在我国的离婚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没有外在形式的判断标准，容易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诉讼离婚存在“隐形冷静期”。
201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曾研究部署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要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家庭和谐，妥善化解家事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一年中，离婚预约号“一号难求”。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北京、深圳等地的预约号排期非常紧俏，甚至有当事人委托律师操办此事。
杜芹明确拒绝，她认为虽然离婚预约存在困难，但是应该按照自然状态，“今天约不上就明天再约。”
在安岳法院的《建议》一文中提到，家事审判和审限制度存在矛盾，离婚案件注重情感修复，与审限制度追求效率的原则有冲突。而离婚冷静期和配套制度增加的审理天数，造成了隐形超审限，容易形成对法官工作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负面评价。
婚恋、家庭矛盾是引发命案的重要原因
家暴是离婚过程中的另一变数。
安岳法院在《建议》中提出了对离婚“冷静期”变“危险期”的担忧。
其中包括，冷静期对被家暴者不利，受害方不知也不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冷静期内一方可能恶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中日常家事代理权适用规则还需完善。
“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封闭性、私密性，双方矛盾不能有效化解，容易走极端。”张逢春认为，家庭暴力和恶性案件在离婚诉讼中是一直存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仅因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
她透露，从她过去的法官工作经历来看，只要证据完备，大部分法院都会开具人身保护令。但从她接触的涉家暴类离婚案件来看，虽然《反家暴法》实施至今，但人身保护令的使用和实际效果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未知的，如果当地社区和派出所没有有效的配合和介入，则人身保护令就是法院的裁定而已。
多位受访者均建议涉家暴类离婚案件不要试图采用协议离婚的方式解决。
张逢春表示，司法实践中，被施暴方容易为了尽早摆脱婚姻关系，而对财产、权利等离婚条件作出妥协。
“据我了解，在深圳，出现家暴还要苦等一到两个月冷静期应该是很少的。”杜芹介绍，同类案件的处理与地区法治普及相关。深圳对家暴类案件的宣传较为到位，对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条件不甚苛刻，“另外，我觉得家暴是一种行为模式，离不离婚都是存在的。不能直接说是因为这个制度（离婚冷静期）本身造成的。”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高蕾介绍，涉家暴类案件一般都通过诉讼解决，根本无法通过协议解决，不存在冷静期的影响。她表示，恶性案件就算没有冷静期，当事双方妥善处理的概率也比较低。恶性案件和离婚程序的设置没有任何关系。
“冷静期反而会让关系已经破裂、紧张的夫妻从心态和身份转化上各退一步，从剑拔弩张的关系回归到理性状态。”高蕾说。
易轶则认为，需要对离婚程序中的家暴类离婚案件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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