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 地理老師發現座比故宮還早的古寺
徐怡濤認為圓融寺之前的漏判或錯判並不奇怪，文物斷代錯誤全國都很常見，甚至國保都有不少錯判再修正的例子。
“以後壹定要申國保的，不管伍年、拾年，肯定要申報。”站在圓融寺院中，高平市副市長李琳說，“但是不是國保不重要，在我們神農鎮和中村村，就是當國保來看待了！”
2021年11月，山西省文物局來考察、測繪過以後，圓融寺的保護旋即提上議程，但啟動修繕尚待時日。貿然動工既不符合規程，也會碰到很多問題。比如屋頂是維持明清改建的懸山頂，還是恢復宋金時期的歇山頂，此類問題現在還存疑。懸山頂兩側沒有屋簷，歇山頂屋簷則肆面如傘蓋伸出，規格更高。
“修古建，最大的邏輯是保存它的歷史價值。”徐怡濤說，比如說圓融寺，主體改建於金代，卻有北宋遺風，“如果全部按金代去修，不就把價值修低了嗎？”
他見過太多“破壞性修復”，表面煥然壹新的文物，其實面目全非。“比如地面的磚破損了30％，按照保護文物的概念，得壹塊塊研究，哪些必須換，哪些可以局部修補。但工程隊哪有這個時間，就全部鏟了鋪新磚，保證了工期，又賺到了料錢。”對於圓融寺，他希望能成為壹個研究性修繕的案例，宜緩不宜急。李琳深諳文物的脾性。對於國保、省保以下的較低等級文物，他的態度是，首先保證不塌，病害比較嚴重的可以先“撐傘”，“寧可不動，也別瞎幹”。
北宋崇壽寺被民間人士“修壞”，至今讓張建軍耿耿於懷。上世紀90年代，民間被允許在宗教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沉寂已久的崇壽寺，又熱鬧起來。不知從哪來了壹群人開始修廟，他們嫌棄灰撲撲的青瓦不上檔次，換成了琉璃瓦。又在梁枋畫上鮮艷的彩畫，而明清遺留的舊彩繪被全部抹去，從此了無痕跡。
高手在民間
其實，那座被“修壞”的寺是張建軍的家。
張建軍的微信名就是“崇壽寺”，這是晉城澤州縣壹座鼎鼎大名的古寺，匯集了唐代經幢、宋代大殿和北魏造像碑。放在建築史中，崇壽寺大殿是晉東南建築從地方做法到《營造法式》官式做法轉變的節點性見證。1975年，張建軍就出生在寺裡。解放前，爺爺帶著全家住進崇壽寺廂房，成為看廟人，2008年後張家才徹底搬出。“文革(专题)”中有人跑進來要拆廟，要不是他爺爺拿著石頭跟他們對峙，廟就被拆了。
2004年伍壹，張建軍正在家裡打麻將，兩位古建愛好者從華東來到崇壽寺考察，他推開麻將當起了講解。後來他成了兩人的長期向導，每年隨著他們下鄉。“那時真是受到刺激，”他說，“人家外地人大老遠來看山西的古建，我們本地人都不知道，覺得慚愧。”他決定把尋訪古跡當作壹件正事來做。
（2021年12月14日，圓融寺發現者張建軍介紹寺內構件的特征。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他花了兩個多月工資買了壹台佳能卡片機，給古建拍照，硬著頭皮啃專業書，對照實物壹個個記建築術語。他的尋訪專注在晉東南，也就是晉城和長治兩市。
現在，他已經是國內著名文物古跡愛好者團體“斯飛”小組的成員，這次與他壹同發現圓融寺的梁頌，也是核心成員之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文物建築教研室主任徐怡濤說，政府和專職人手不夠，有些人專業性也不強，凸顯了既有熱情又有壹定專業知識的民間力量的重要。“有些人沒有功利性的訴求，還有鑽研精神，做些記錄發到網上，不就相當於壹個數據庫嘛。”他不吝贊賞，“這對我們的考察研究也是有幫助的，有時候我們也看他們的材料。”
這些民間人士，逐漸成長為山西文物保護中壹支力量，已經有好幾件值得稱道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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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壹定要申國保的，不管伍年、拾年，肯定要申報。”站在圓融寺院中，高平市副市長李琳說，“但是不是國保不重要，在我們神農鎮和中村村，就是當國保來看待了！”
2021年11月，山西省文物局來考察、測繪過以後，圓融寺的保護旋即提上議程，但啟動修繕尚待時日。貿然動工既不符合規程，也會碰到很多問題。比如屋頂是維持明清改建的懸山頂，還是恢復宋金時期的歇山頂，此類問題現在還存疑。懸山頂兩側沒有屋簷，歇山頂屋簷則肆面如傘蓋伸出，規格更高。
“修古建，最大的邏輯是保存它的歷史價值。”徐怡濤說，比如說圓融寺，主體改建於金代，卻有北宋遺風，“如果全部按金代去修，不就把價值修低了嗎？”
他見過太多“破壞性修復”，表面煥然壹新的文物，其實面目全非。“比如地面的磚破損了30％，按照保護文物的概念，得壹塊塊研究，哪些必須換，哪些可以局部修補。但工程隊哪有這個時間，就全部鏟了鋪新磚，保證了工期，又賺到了料錢。”對於圓融寺，他希望能成為壹個研究性修繕的案例，宜緩不宜急。李琳深諳文物的脾性。對於國保、省保以下的較低等級文物，他的態度是，首先保證不塌，病害比較嚴重的可以先“撐傘”，“寧可不動，也別瞎幹”。
北宋崇壽寺被民間人士“修壞”，至今讓張建軍耿耿於懷。上世紀90年代，民間被允許在宗教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沉寂已久的崇壽寺，又熱鬧起來。不知從哪來了壹群人開始修廟，他們嫌棄灰撲撲的青瓦不上檔次，換成了琉璃瓦。又在梁枋畫上鮮艷的彩畫，而明清遺留的舊彩繪被全部抹去，從此了無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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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座被“修壞”的寺是張建軍的家。
張建軍的微信名就是“崇壽寺”，這是晉城澤州縣壹座鼎鼎大名的古寺，匯集了唐代經幢、宋代大殿和北魏造像碑。放在建築史中，崇壽寺大殿是晉東南建築從地方做法到《營造法式》官式做法轉變的節點性見證。1975年，張建軍就出生在寺裡。解放前，爺爺帶著全家住進崇壽寺廂房，成為看廟人，2008年後張家才徹底搬出。“文革(专题)”中有人跑進來要拆廟，要不是他爺爺拿著石頭跟他們對峙，廟就被拆了。
2004年伍壹，張建軍正在家裡打麻將，兩位古建愛好者從華東來到崇壽寺考察，他推開麻將當起了講解。後來他成了兩人的長期向導，每年隨著他們下鄉。“那時真是受到刺激，”他說，“人家外地人大老遠來看山西的古建，我們本地人都不知道，覺得慚愧。”他決定把尋訪古跡當作壹件正事來做。
（2021年12月14日，圓融寺發現者張建軍介紹寺內構件的特征。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他花了兩個多月工資買了壹台佳能卡片機，給古建拍照，硬著頭皮啃專業書，對照實物壹個個記建築術語。他的尋訪專注在晉東南，也就是晉城和長治兩市。
現在，他已經是國內著名文物古跡愛好者團體“斯飛”小組的成員，這次與他壹同發現圓融寺的梁頌，也是核心成員之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文物建築教研室主任徐怡濤說，政府和專職人手不夠，有些人專業性也不強，凸顯了既有熱情又有壹定專業知識的民間力量的重要。“有些人沒有功利性的訴求，還有鑽研精神，做些記錄發到網上，不就相當於壹個數據庫嘛。”他不吝贊賞，“這對我們的考察研究也是有幫助的，有時候我們也看他們的材料。”
這些民間人士，逐漸成長為山西文物保護中壹支力量，已經有好幾件值得稱道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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