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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试管的第3年，她最终还是离婚了
做试管的第3年，她最终还是离婚了做试管的第3年，她最终还是离婚了
我错愕地看着李丹，心里不是个滋味，她看着我满眼的心疼和不解，轻轻拍拍我的手：“别担心，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我们所在的这家医院，取卵是不打麻药的，只扎一针止疼针。大概是因为我经常熬夜写材料，总靠去痛片缓解头疼的缘故，止痛针仿佛对我不起作用。
取卵的过程就像摘黄瓜，我躺在手术床上，清晰地感受到扎在卵巢上的每一针，下腹一拽一拽地，抽搐着疼。我咬着牙，满脸是泪，额头上密集的汗打湿了头发，夹在我手指上的检测器发出刺耳的提示音，血压和心跳严重超过了正常值。
医生不住地安抚我：“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出手术室的，所有病友都被我惨白的脸色吓坏了。同病相怜的人最懂对方的苦，大家躺在床上输液，全体欠起身子关心我。
李丹的床和我的床并在一起，她拧开脉动的瓶盖，送到我嘴边：“赶紧喝，可千万别腹水。”我上下牙打着颤，连声谢谢都说不出。我在心里发誓，今生绝不再取第二次卵。
打完针，病友们陆续出了病房，李丹没有走，她说要等我稳定了一起出去，我心里暖极了。身子停止颤动后，我在她的搀扶下走出手术室，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的丈夫满眼是泪，嗓子哑得讲不出话，李丹的丈夫取完精子就走了，没有等她。
当天下午，我的肚子不断涨大，到晚上已经像怀孕六七个月一般。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后来感觉就要窒息了。半夜11点多，我被推进医院，超声提示腹部和胸部都有大量积液，卵巢肿至平时的4倍以上——这是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医生紧急安排住院，我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连平躺都不行。丈夫将病床摇成75度斜坡，我挂上吊瓶昏昏沉沉睡去，他在凳子上守了一宿，彻夜未眠。
我住院的第3天，胚胎培植出了结果，配成了12个，成了同批取卵的病友中的“大户”。丈夫握着我的手，激动又心疼，一直说我是个英雄。李丹兴匆匆跑到病房来看我，一边嘱咐我多喝水多休息，一边兴奋地说她配成了5个，已经送去筛查基因了。我打心里替她高兴，和她一起祈祷这次她能配出健康的女娃。
几天后，李丹给我发微信，说她配成了2个合格的胚胎，后面跟了一连串的大笑的表情包。她说自己正在排队，等着看医生定移植方案。我激动地让丈夫推着轮椅送我去门诊大楼，跟她一起等结果。
按照医生的要求，定移植方案须男方到场，于是那天我第二次见到了李丹的丈夫。男人看起来比上一次热情许多，虽然没什么话，但至少眼里有了点儿光，表情也丰富起来，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烟渍牙。
李丹高兴地和我来了个结实的拥抱，我轻拍她的背，一直鼓励她：“这次一定能行！”
我们在门外排了很久，可李丹夫妇和进去却只待了2分钟。她出来时满脸沮丧，失去神采的脸更显黑黄：“医生说我体重太高了，很多血项严重超标，让尽量吃水煮菜，体重降一降再来移植。”
我想了想，安慰道：“那就等一等吧，好不容易配出了合适的胚胎，你们要珍惜机会，在身体条件最佳的时候移植。”
她无奈地点点头，她丈夫的脸又冷了，丢下一句：“肥鸡向来不下蛋，你早就应该知道这个理儿，少吃点儿饿不死。为了娃，减肥吧。”说完，人扬长而去。
我气得不行，特别想叫住他训几句，可我坐在轮椅上，没那个能力。李丹仿佛没把丈夫的话过心，只幽怨地跟我说：“3年前，我还不到120斤，也不是个胖子。但是促排针、激素药一吃上就开始胖，每轮胖一些，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医生从来不会告诉我们打促排针会使人变胖，总说体重增加跟这个关系不大，但是我认识的病友中十个有八个都比以前胖了，我自己也长了8斤。我安慰李丹：“没事儿，你多运动，这么多罪都遭了，哪个不比减肥难？一定能瘦的。”
因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需要恢复一段时间，我和丈夫商量决定代谢几个月经周期后，再考虑移植。出院后我就可以回大连了，临走前，我去李丹打工的包子铺看她，她真的吃起了水煮菜，还每天坚持骑车、跳绳，整个人的气色好了很多。
我将一兜子水果递给她，嘱咐道：“都是糖分低的，和你的水煮菜搭配着吃吧。”
她很感动，却一直不肯收。我推不过她，最后只得放在餐桌上，迅速跑开。
2020年12月，李丹移植了。她高兴地跟我说，感觉宝宝进入了自己的肚子。我嘱咐她移植后尽量平躺，年纪不小了，矜贵点儿总没错，千万别在这时候再去打工。她连连说好，还说她妈从牡丹江赶到沈阳来照顾她。从头至尾，她没提她丈夫，我也没敢问，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猜测到，这个男人根本没来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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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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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这家医院，取卵是不打麻药的，只扎一针止疼针。大概是因为我经常熬夜写材料，总靠去痛片缓解头疼的缘故，止痛针仿佛对我不起作用。
取卵的过程就像摘黄瓜，我躺在手术床上，清晰地感受到扎在卵巢上的每一针，下腹一拽一拽地，抽搐着疼。我咬着牙，满脸是泪，额头上密集的汗打湿了头发，夹在我手指上的检测器发出刺耳的提示音，血压和心跳严重超过了正常值。
医生不住地安抚我：“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出手术室的，所有病友都被我惨白的脸色吓坏了。同病相怜的人最懂对方的苦，大家躺在床上输液，全体欠起身子关心我。
李丹的床和我的床并在一起，她拧开脉动的瓶盖，送到我嘴边：“赶紧喝，可千万别腹水。”我上下牙打着颤，连声谢谢都说不出。我在心里发誓，今生绝不再取第二次卵。
打完针，病友们陆续出了病房，李丹没有走，她说要等我稳定了一起出去，我心里暖极了。身子停止颤动后，我在她的搀扶下走出手术室，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的丈夫满眼是泪，嗓子哑得讲不出话，李丹的丈夫取完精子就走了，没有等她。
当天下午，我的肚子不断涨大，到晚上已经像怀孕六七个月一般。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后来感觉就要窒息了。半夜11点多，我被推进医院，超声提示腹部和胸部都有大量积液，卵巢肿至平时的4倍以上——这是重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医生紧急安排住院，我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连平躺都不行。丈夫将病床摇成75度斜坡，我挂上吊瓶昏昏沉沉睡去，他在凳子上守了一宿，彻夜未眠。
我住院的第3天，胚胎培植出了结果，配成了12个，成了同批取卵的病友中的“大户”。丈夫握着我的手，激动又心疼，一直说我是个英雄。李丹兴匆匆跑到病房来看我，一边嘱咐我多喝水多休息，一边兴奋地说她配成了5个，已经送去筛查基因了。我打心里替她高兴，和她一起祈祷这次她能配出健康的女娃。
几天后，李丹给我发微信，说她配成了2个合格的胚胎，后面跟了一连串的大笑的表情包。她说自己正在排队，等着看医生定移植方案。我激动地让丈夫推着轮椅送我去门诊大楼，跟她一起等结果。
按照医生的要求，定移植方案须男方到场，于是那天我第二次见到了李丹的丈夫。男人看起来比上一次热情许多，虽然没什么话，但至少眼里有了点儿光，表情也丰富起来，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烟渍牙。
李丹高兴地和我来了个结实的拥抱，我轻拍她的背，一直鼓励她：“这次一定能行！”
我们在门外排了很久，可李丹夫妇和进去却只待了2分钟。她出来时满脸沮丧，失去神采的脸更显黑黄：“医生说我体重太高了，很多血项严重超标，让尽量吃水煮菜，体重降一降再来移植。”
我想了想，安慰道：“那就等一等吧，好不容易配出了合适的胚胎，你们要珍惜机会，在身体条件最佳的时候移植。”
她无奈地点点头，她丈夫的脸又冷了，丢下一句：“肥鸡向来不下蛋，你早就应该知道这个理儿，少吃点儿饿不死。为了娃，减肥吧。”说完，人扬长而去。
我气得不行，特别想叫住他训几句，可我坐在轮椅上，没那个能力。李丹仿佛没把丈夫的话过心，只幽怨地跟我说：“3年前，我还不到120斤，也不是个胖子。但是促排针、激素药一吃上就开始胖，每轮胖一些，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医生从来不会告诉我们打促排针会使人变胖，总说体重增加跟这个关系不大，但是我认识的病友中十个有八个都比以前胖了，我自己也长了8斤。我安慰李丹：“没事儿，你多运动，这么多罪都遭了，哪个不比减肥难？一定能瘦的。”
因为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需要恢复一段时间，我和丈夫商量决定代谢几个月经周期后，再考虑移植。出院后我就可以回大连了，临走前，我去李丹打工的包子铺看她，她真的吃起了水煮菜，还每天坚持骑车、跳绳，整个人的气色好了很多。
我将一兜子水果递给她，嘱咐道：“都是糖分低的，和你的水煮菜搭配着吃吧。”
她很感动，却一直不肯收。我推不过她，最后只得放在餐桌上，迅速跑开。
2020年12月，李丹移植了。她高兴地跟我说，感觉宝宝进入了自己的肚子。我嘱咐她移植后尽量平躺，年纪不小了，矜贵点儿总没错，千万别在这时候再去打工。她连连说好，还说她妈从牡丹江赶到沈阳来照顾她。从头至尾，她没提她丈夫，我也没敢问，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猜测到，这个男人根本没来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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