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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被感染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23年人生
11岁被感染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23年人生11岁被感染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23年人生
“他在北京，可能有一天，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知道何时开始，父母在心里悄悄做好了这个准备。上大学之后，田喜买了一部手机———他对父母亲说过：“我的手机只要还响着，就证明我还活着。我的手机要是断了，那恐怕就找不到了。”
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诺基亚手机，不带彩铃，用了好几年，已经都破破烂烂的，看不出啥颜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这部手机从没有断过，24小时开着，母亲任何时候打都是通的。
在电话里，田喜哭过，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心里确确实实难受狠了，他就说：“不要说了……”伤心地挂掉，不再跟父母说。
他曾说过，“爸，妈，你们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今年23岁，一个60岁的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为在北京上学，田喜目前户籍身份证件均注明为北京市。2009年毕业以后，父母每个月给他寄2000元钱。田喜不是没有找过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份求职信，除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还写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为700元。
朋友曾问起工作的事，田喜说，“……没人敢要。”
今年春节，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从外地回来，母亲就说，咱照个全家福吧。田喜把母亲给他买的西装翻出来穿上，那是上大学之前买的，花了70元钱。照片上只有他紧抿着嘴角，旁边写着“SW EET EV ER Y D A Y (甜蜜每一天)”。
孤独维权者
陈向阳在一家艾滋病民间组织工作，他是五六年前在一次会议上与田喜相识的，“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孩子很瘦，但精神很饱满。”之后，他两次接到田喜关于河南艾滋病友求助的电话。陈向阳始终感慨的是，“田喜自己的情况其实并不好，但每次都不放弃帮助病友的机会。”他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绝望消极，而田喜始终表现得积极向上，“我只能说，我敬佩这个年轻人。”
曾在民间组织工作的祝丽被田喜叫“姐”，认识之初，细心的祝丽就发现，田喜去哪都随身带着自己的保温杯、自己的床单，吃饭时用公筷夹菜———“有一段时间，他好像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祝丽曾收到很多田喜发来的短信，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好，但短信写得“语言特别美”，“心里特别孤独和脆弱”。
有一次，田喜问祝丽：“姐，艾滋病患者的事，你能联系记者报道吗？”祝丽说：“能。”他一下领来了10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祝丽后来转到北京记者站工作，田喜又帮助她联系采访了许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大概是因为同样的命运，田喜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大约是2007年艾滋病日的前一天，田喜来到祝丽所在报社的办公室楼下。11月底，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冷，风又大，这个瘦小的男孩只穿着一件薄外衣，露出里边的T恤衫，上面隐约写着“我是艾滋病人”，祝丽赶紧把他拉到了楼上。
“田喜说想公布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我就一直劝他，他泣不成声，说，‘姐，我真是太绝望了。’”那是祝丽印象中田喜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后来他再说类似的话，总是带点笑，有点玩世不恭的，“我总隐隐觉得，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他是准备迎头痛击的，尽管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可是那种仇视，是掩盖不了的。”
祝丽感到，即使在艾滋病的组织里做志愿者，田喜仍然十分孤独，“除了倾听，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即使田喜有意无意地对别人说，“我有个姐，在香港做记者！”祝丽听了，也只沉默着，“这有点孩子气，可也许是田喜保护自己、和别人斗智斗勇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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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诺基亚手机，不带彩铃，用了好几年，已经都破破烂烂的，看不出啥颜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这部手机从没有断过，24小时开着，母亲任何时候打都是通的。
在电话里，田喜哭过，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心里确确实实难受狠了，他就说：“不要说了……”伤心地挂掉，不再跟父母说。
他曾说过，“爸，妈，你们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今年23岁，一个60岁的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为在北京上学，田喜目前户籍身份证件均注明为北京市。2009年毕业以后，父母每个月给他寄2000元钱。田喜不是没有找过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份求职信，除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还写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为700元。
朋友曾问起工作的事，田喜说，“……没人敢要。”
今年春节，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从外地回来，母亲就说，咱照个全家福吧。田喜把母亲给他买的西装翻出来穿上，那是上大学之前买的，花了70元钱。照片上只有他紧抿着嘴角，旁边写着“SW EET EV ER Y D A Y (甜蜜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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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民间组织工作的祝丽被田喜叫“姐”，认识之初，细心的祝丽就发现，田喜去哪都随身带着自己的保温杯、自己的床单，吃饭时用公筷夹菜———“有一段时间，他好像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祝丽曾收到很多田喜发来的短信，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好，但短信写得“语言特别美”，“心里特别孤独和脆弱”。
有一次，田喜问祝丽：“姐，艾滋病患者的事，你能联系记者报道吗？”祝丽说：“能。”他一下领来了10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祝丽后来转到北京记者站工作，田喜又帮助她联系采访了许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大概是因为同样的命运，田喜跟他们关系都很好。”
大约是2007年艾滋病日的前一天，田喜来到祝丽所在报社的办公室楼下。11月底，北京的天气已经非常冷，风又大，这个瘦小的男孩只穿着一件薄外衣，露出里边的T恤衫，上面隐约写着“我是艾滋病人”，祝丽赶紧把他拉到了楼上。
“田喜说想公布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我就一直劝他，他泣不成声，说，‘姐，我真是太绝望了。’”那是祝丽印象中田喜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后来他再说类似的话，总是带点笑，有点玩世不恭的，“我总隐隐觉得，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他是准备迎头痛击的，尽管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可是那种仇视，是掩盖不了的。”
祝丽感到，即使在艾滋病的组织里做志愿者，田喜仍然十分孤独，“除了倾听，我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即使田喜有意无意地对别人说，“我有个姐，在香港做记者！”祝丽听了，也只沉默着，“这有点孩子气，可也许是田喜保护自己、和别人斗智斗勇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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