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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打假风暴
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打假风暴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打假风暴
这支团队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本来从事的是科研运行方式的学术研究，团队不到10人，主要依靠科研项目支撑，资金并不宽裕。学术不端调查属于科研运行方式这个大主线的一部分，但因为涉及负面话题很难单独去申请经费，大家做这件事也是处于职业和业余之间。
两支团队此前没有什么交集，耿同学和5GH建立联系，是在此次同济事件之后才发生的事，前后不过半个多月。过去5GH团队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国外的学术诚信研究学者和出版商，“国内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学这次是一个开始”。
5GH团队的核心方法，是用统计手段在大量论文中识别数据异常。具体来说，他们会把同一个细分领域内所有论文的数据汇总起来，建立统计基准，再看哪篇论文的数据明显偏离整体分布。“就像面前站着一群人，一下能看出谁高谁矮”。
这种方法需要先把整个小领域的数据都拉进来，相当耗时费力。好处是不依赖对论文内容的专业理解，只看数据本身的统计规律，能够覆盖各个领域。5GH团队也坦承，现在发现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滥造的论文，对于精细一些的造假很难发现。
在发现问题之后，5GH有一套固定流程。先把调查结果报告给出版商和涉事学校，走完这个环节才做公开报道。涉及数十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单篇论文，这个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学举报上海大学一事为例，5GH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耿同学在周六早上把材料发过来，他到中午就确认了数据存在问题。当天下午，团队便向出版商、学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发送了邮件，傍晚六点多将内容挂到了5GH的网站上，晚上九点多又通过公众号发布。整个核查与举报的流程，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过往国内高校对这类举报的应对往往是冷处理，也就是当作没有看到邮件。这次能够促使多个学校成立调查组，特别是同济大学给出的严厉处分，对耿同学来说已经是远远超出预期。据他回忆，从2012年他读大学开始，这可能是国内对学术不端个人处分力度最大的一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学就已经开始发布学术打假内容，视频点击量也一直很高，但当时的打假动作并没能直接促使相关高校成立调查组。这种尴尬并非孤例，此前国内不乏知名科学家公开举报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终要么免于惩处，要么只是被高高提起、轻轻放下。
耿同学认为，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图片造假问题，但是这个领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道个歉修改下论文就蒙混过关了。
今年耿同学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图片可能误用，但不可能说是不小心PS了，数据相似到那种程度，也不是失误能解释的。一旦解释不了，就说明存在明确的造假行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同济这起学术不端事件最终走向实质性处分的关键。
“过去的学术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质，但是疑罪从无，很多时候拿造假者没办法。我今年给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实的证据。但凡造假者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不会被免职”，耿同学说。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变什么？
耿同学近期揭露的论文，造假手段大多并不高明，他拿出的证据也常常让人无可辩驳。可如果造假者把数据做得再真一点，打假者还能发现吗？
这是一位记者曾经提给他的问题，当时他的回答是“确实发现不了”，这个答案让他自己觉得很不好受。民间打假终究有限度，而国内学术界主动的内部监督机制，用他的话说，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没有建立过，等于零”。没有源头上的限制，学术造假自然屡禁不绝。
5GH团队负责人解释，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在全球范围，目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主动监测学术不端的机构。原因也很现实，这个机构放在哪里都有问题。放在学校里，学校没有动力去调查自己的老师。放在相关部门，他们目前连被动处理举报都已经很吃力了，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一个主动监测的机构。
至于事后追责，耿同学在最近的视频里提到，他已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了这起学术不端案例，对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职责更多是接到举报后进行被动核查。中国一年发表的SCI论文多达72万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动监测也是有心无力。
5GH团队的经验是，如今将学术不端案例上报教育部或科技部后，通常会被转回至相关高校，由学校自行开展调查。深入调查每一个案例，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围，即使是事后调查，很多时候也已经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建立一个主动监测机制，除非国家投入一笔大的专项资源，否则以现有的资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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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两支团队此前没有什么交集，耿同学和5GH建立联系，是在此次同济事件之后才发生的事，前后不过半个多月。过去5GH团队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国外的学术诚信研究学者和出版商，“国内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学这次是一个开始”。
5GH团队的核心方法，是用统计手段在大量论文中识别数据异常。具体来说，他们会把同一个细分领域内所有论文的数据汇总起来，建立统计基准，再看哪篇论文的数据明显偏离整体分布。“就像面前站着一群人，一下能看出谁高谁矮”。
这种方法需要先把整个小领域的数据都拉进来，相当耗时费力。好处是不依赖对论文内容的专业理解，只看数据本身的统计规律，能够覆盖各个领域。5GH团队也坦承，现在发现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滥造的论文，对于精细一些的造假很难发现。
在发现问题之后，5GH有一套固定流程。先把调查结果报告给出版商和涉事学校，走完这个环节才做公开报道。涉及数十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单篇论文，这个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学举报上海大学一事为例，5GH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耿同学在周六早上把材料发过来，他到中午就确认了数据存在问题。当天下午，团队便向出版商、学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发送了邮件，傍晚六点多将内容挂到了5GH的网站上，晚上九点多又通过公众号发布。整个核查与举报的流程，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过往国内高校对这类举报的应对往往是冷处理，也就是当作没有看到邮件。这次能够促使多个学校成立调查组，特别是同济大学给出的严厉处分，对耿同学来说已经是远远超出预期。据他回忆，从2012年他读大学开始，这可能是国内对学术不端个人处分力度最大的一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学就已经开始发布学术打假内容，视频点击量也一直很高，但当时的打假动作并没能直接促使相关高校成立调查组。这种尴尬并非孤例，此前国内不乏知名科学家公开举报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终要么免于惩处，要么只是被高高提起、轻轻放下。
耿同学认为，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图片造假问题，但是这个领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道个歉修改下论文就蒙混过关了。
今年耿同学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图片可能误用，但不可能说是不小心PS了，数据相似到那种程度，也不是失误能解释的。一旦解释不了，就说明存在明确的造假行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同济这起学术不端事件最终走向实质性处分的关键。
“过去的学术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质，但是疑罪从无，很多时候拿造假者没办法。我今年给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实的证据。但凡造假者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不会被免职”，耿同学说。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变什么？
耿同学近期揭露的论文，造假手段大多并不高明，他拿出的证据也常常让人无可辩驳。可如果造假者把数据做得再真一点，打假者还能发现吗？
这是一位记者曾经提给他的问题，当时他的回答是“确实发现不了”，这个答案让他自己觉得很不好受。民间打假终究有限度，而国内学术界主动的内部监督机制，用他的话说，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没有建立过，等于零”。没有源头上的限制，学术造假自然屡禁不绝。
5GH团队负责人解释，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在全球范围，目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主动监测学术不端的机构。原因也很现实，这个机构放在哪里都有问题。放在学校里，学校没有动力去调查自己的老师。放在相关部门，他们目前连被动处理举报都已经很吃力了，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一个主动监测的机构。
至于事后追责，耿同学在最近的视频里提到，他已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了这起学术不端案例，对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职责更多是接到举报后进行被动核查。中国一年发表的SCI论文多达72万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动监测也是有心无力。
5GH团队的经验是，如今将学术不端案例上报教育部或科技部后，通常会被转回至相关高校，由学校自行开展调查。深入调查每一个案例，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围，即使是事后调查，很多时候也已经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建立一个主动监测机制，除非国家投入一笔大的专项资源，否则以现有的资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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