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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打假风暴
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打假风暴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打假风暴
“我看问题相对比较理性，更愿意从规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些事情。谁干了坏事，我不会认为他品德不行，而是考虑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因素导致了他做这件事。单纯从道德角度批判没什么意思”。耿同学说。
5月17日晚，耿同学又发布了一条新视频，标题是《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他在视频中直接点名4所高校，表示手中掌握着5名杰青的造假素材，涉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称这5名杰青团队的代表作存在严重学术造假行为。但这次他没有直接点名，而是公开呼吁杰青们自查实验室发表过的论文。
这次的选择，耿同学在视频中表示自己是退了一步。一方面是家人阻拦，担心人身安全。一方面也是因为发现《自然》正刊和子刊造假的数量远超想象，并不是个案。
“我的目标不是把每一个造假的人都绳之以法。如果只是干掉某一个人，大家没有受益，这件事就没有意义”。耿同学对《知识分子》表示，“我更多是在想如何让中国的科研强大起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看的是未来，计较过去意义不大”。
不针对个人，而是从改变整体环境出发，这是耿同学在谈及学术打假时反复强调的立足点。
耿同学自己的科研路并不顺。读博期间，他和导师在科研思路上存在分歧。导师安排给他的活，他并不认同。自己想做的东西手里又没有资源。“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做法合不到一块去”。
疫情是另一个变量。耿同学是2020年入学的博士生，疫情期间在北京连着几个春节无法回家，他被憋在宿舍里，心情苦闷又有生活压力。家里不富裕，而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拿到博士学位前途也未必光明。
那个寒假，他开始在网上找兼职，第一份工作是替一个科普平台解读论文，用约200字概括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一篇50块钱，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文字平台流量有限，就开始自己做视频自媒体。就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
耿同学坦承，即便没有疫情，也会走上类似的远离学术的道路。可能去工厂或者药企实习，只是不一定做互联网，疫情只是让他提前走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即使导师挽留，他依然选择了退学。
亲历过研究生阶段的种种不顺，他讲起“劝退”内容来总能直击痛点。从实验室的人际关系、延毕压力，到导师与学生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他都讲得格外具体、生动。他说，这条路上的苦他自己都吃了一遍，当然是劝退的。
一个密集打假、高喊“劝退”的人，难免让人认为他对学术界带着某种怨气。但谈及自己的选择，耿同学却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肯定还是想老老实实走科研这条路。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
身为曾经的科研圈一员，耿同学对造假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甚至调侃“如果看到造假论文还觉得新奇，那说明你不是圈里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科研环境完全失去信心。在谈到中国科研的发展时，他说自己还是发自内心地认可。
“从2000年、2010年、202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看，能看出明显的进步。2000年科研还非常薄弱；2010年有了雏形；2020年已经飞速发展了。希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很多，我认可它的发展和批评他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种既认可又批评的态度，正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外部去攻击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体制，而是以一个亲历者、曾经的内部人的身份，对自己深知有潜力、却又问题重重的领域发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吧”。
科研造假的情况很复杂。有老师装作不知道的，也有老师确实管理疏忽没有发现的。耿同学估计，超过一半的造假是学生瞒着老师做的，老师没有直接参与，顶多是默许。他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造假。
“大家看这些造假的事，可能就是图一乐，吃个瓜就完了。但我不希望就这么简单结束。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课题组导师意识到：课题组的成果我是有责任的，我必须监督好。”耿同学说。
02 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连续几次打假之后，耿同学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但他始终强调，这些学术造假案例并不是自己最先发现的：“起点不是我，论文读者们才是打假的真正起点，我一直扮演的是放大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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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晚，耿同学又发布了一条新视频，标题是《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他在视频中直接点名4所高校，表示手中掌握着5名杰青的造假素材，涉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称这5名杰青团队的代表作存在严重学术造假行为。但这次他没有直接点名，而是公开呼吁杰青们自查实验室发表过的论文。
这次的选择，耿同学在视频中表示自己是退了一步。一方面是家人阻拦，担心人身安全。一方面也是因为发现《自然》正刊和子刊造假的数量远超想象，并不是个案。
“我的目标不是把每一个造假的人都绳之以法。如果只是干掉某一个人，大家没有受益，这件事就没有意义”。耿同学对《知识分子》表示，“我更多是在想如何让中国的科研强大起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看的是未来，计较过去意义不大”。
不针对个人，而是从改变整体环境出发，这是耿同学在谈及学术打假时反复强调的立足点。
耿同学自己的科研路并不顺。读博期间，他和导师在科研思路上存在分歧。导师安排给他的活，他并不认同。自己想做的东西手里又没有资源。“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做法合不到一块去”。
疫情是另一个变量。耿同学是2020年入学的博士生，疫情期间在北京连着几个春节无法回家，他被憋在宿舍里，心情苦闷又有生活压力。家里不富裕，而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拿到博士学位前途也未必光明。
那个寒假，他开始在网上找兼职，第一份工作是替一个科普平台解读论文，用约200字概括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一篇50块钱，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文字平台流量有限，就开始自己做视频自媒体。就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
耿同学坦承，即便没有疫情，也会走上类似的远离学术的道路。可能去工厂或者药企实习，只是不一定做互联网，疫情只是让他提前走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即使导师挽留，他依然选择了退学。
亲历过研究生阶段的种种不顺，他讲起“劝退”内容来总能直击痛点。从实验室的人际关系、延毕压力，到导师与学生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他都讲得格外具体、生动。他说，这条路上的苦他自己都吃了一遍，当然是劝退的。
一个密集打假、高喊“劝退”的人，难免让人认为他对学术界带着某种怨气。但谈及自己的选择，耿同学却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肯定还是想老老实实走科研这条路。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
身为曾经的科研圈一员，耿同学对造假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甚至调侃“如果看到造假论文还觉得新奇，那说明你不是圈里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科研环境完全失去信心。在谈到中国科研的发展时，他说自己还是发自内心地认可。
“从2000年、2010年、202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看，能看出明显的进步。2000年科研还非常薄弱；2010年有了雏形；2020年已经飞速发展了。希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很多，我认可它的发展和批评他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种既认可又批评的态度，正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外部去攻击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体制，而是以一个亲历者、曾经的内部人的身份，对自己深知有潜力、却又问题重重的领域发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吧”。
科研造假的情况很复杂。有老师装作不知道的，也有老师确实管理疏忽没有发现的。耿同学估计，超过一半的造假是学生瞒着老师做的，老师没有直接参与，顶多是默许。他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造假。
“大家看这些造假的事，可能就是图一乐，吃个瓜就完了。但我不希望就这么简单结束。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课题组导师意识到：课题组的成果我是有责任的，我必须监督好。”耿同学说。
02 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连续几次打假之后，耿同学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但他始终强调，这些学术造假案例并不是自己最先发现的：“起点不是我，论文读者们才是打假的真正起点，我一直扮演的是放大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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