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威爾最大的歷史污點 華許的真正挑戰
作者吳芳銘 :在美國聯准會(Fed)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卸任之際,全球金融市場其實並沒有真正松壹口氣。相反地,投資人、政界與經濟學界都在凝視同壹個問題:鮑威爾究竟留下了什麼?而接任者華許(Kevin Warsh),又將如何面對壹個比八年前更危險、更政治化、更難以駕馭的不確定年代?
鮑威爾的8年任期,幾乎完整橫跨了美國經濟最劇烈的波動年代。從川普第壹任期的減稅熱潮,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從零利率與無限量化寬松(QE),到40年來最頑固的通膨黏性;再到高利率下的“軟著陸”實驗,以及川普對聯准會獨立性的全面挑戰。
與前面幾位主席比較起來,鮑威爾不像柏南克(Ben Bernanke)以學術理論著稱,也不像葉倫(Janet Yellen)擁有深厚勞動市場研究背景,但他卻可能成為近代最具對抗政治象征性的聯准會主席。鮑威爾的歷史定位,將不只是對抗通膨的人,更是在民粹政治壓力下,試圖維持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人。
疫情危機中的救火隊長:鮑威爾如何避免美國經濟崩盤
鮑威爾最大的成就,是在2020年疫情爆發時,把美國從經濟崩潰邊緣拉了回來。當時,美國經濟幾乎出現戰時等級的衰退。短短數周內,超過兩千萬人失業,金融市場流動性瀕臨凍結,企業債市甚至出現恐慌性拋售。若聯准會當時動作稍慢,美國極可能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危機。

鮑威爾采取了極端且空前的政策,包括利率降至接近零、大規模購買債券、向市場無限供應流動性,甚至首次直接支持公司債市場。這些手段當時曾遭保守派批評為“貨幣濫發”,但事後證明,聯准會確實成功阻止金融系統崩潰。
更重要的是,美國並未陷入長期蕭條。疫情後,美國經濟恢復速度遠超歐洲與日本,就業市場迅速回溫,科技企業與人工智慧(AI)投資重新擴張。這是鮑威爾時代最重要的成績,寧願在危機時“過度反應”,而不是被教科書綁住。
這種思維其實來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深刻反省。當時聯准會內部普遍認為,中央銀行最大的錯誤不是做太多,而是做太少。因此鮑威爾在疫情時期的邏輯很簡單:寧可日後面對通膨,也不能先讓金融系統崩潰。事後來看,這個判斷雖然代價巨大,但並非完全錯誤。
“暫時性通膨”的誤判:聯准會政策失誤的代價
只不過,事情有壹體兩面,鮑威爾最大的歷史污點,也正是從這裡開始。
疫情後,美國政府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而供應鏈中斷、能源價格飆升,再加上消費需求報復性反彈,促使通膨迅速升溫。但鮑威爾與聯准會長時間認為通膨只是“暫時性”(transitory)現象,相信供應鏈恢復後價格壓力自然會消退。
結果事實證明,通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演變成40年來最嚴重的物價高漲危機。2022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壹度高達9.1%,高通膨黏性遠超預期。
這個誤判對經濟傷害極大。聯准會升息速度太慢,導致後來不得不采取激進的緊縮政策。從2022年開始,美國利率以數拾年來最快速度上升,房市急凍、企業融資成本暴增、銀行體系承受巨大壓力,甚至引爆矽谷銀行(SVB)等中小銀行倒閉危機。
鮑威爾後來公開承認,“暫時性通膨”這個詞是錯誤的。但真正問題不只是用詞,而是聯准會對後疫情時代結構性變化的誤判。
全球化退潮、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重組、勞動力短缺、能源轉型成本、政府龐大的債務與產業回流,都指出未來世界不再是過去30年的低通膨時代。換言之,鮑威爾最大的錯誤,不只是低估通膨,而是低估“通膨新時代”的來襲。
聯准會獨立性的保衛戰:鮑威爾留下的真正政治遺產不是利率,而是制度
鮑威爾任期後期面對的,已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權力對聯准會的直接壓迫。川普長期不滿聯准會維持高利率,多次公開施壓要求降息,甚至直接攻擊鮑威爾個人。2025年至2026年間,雙方沖突進壹步升級,美國司法部甚至針對聯准會大樓翻修案展開刑事調查,被視為加大力度施壓。
這件事的危險在於,中央銀行最核心的資產,不是黃金,也不是美元,而是市場相信它不受政治操控的“獨立性”。
壹旦市場認為聯准會只是白宮的附屬機構,美債信用、美元穩定性與全球金融秩序都將受到動搖。事實上,當時已有國際評級機構警告,美國若削弱聯准會獨立性,可能影響國家信用評級。
鮑威爾在壓力下選擇不退讓。沒有公開與總統全面對抗,但也拒絕配合政治需求;甚至在卸任主席後仍留在聯准會理事會,被視為避免白宮完全控制聯准會的重要安排。
因此,鮑威爾真正的歷史定位,很可能是:在美國制度信任逐漸崩解的年代,最後試圖守住制度邊界的人。

華許的貨幣革命:從“沃什主義”到聯准會路線重構
如果鮑威爾代表的是危機時代的“穩定派央行”,那麼華許所代表的,則可能是壹場聯准會路線的根本轉向。
華許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肆大支柱:
第壹,通膨指標的重構
華許長期批評聯准會過度依賴核心個人消費支出指數(PCE)作為通膨錨。他認為,核心PCE容易受到關稅、能源危機與地緣政治等單壹的沖擊而扭曲,無法真實反映通膨趨勢。因此,他傾向引入“截尾均值PCE”(Trimmed Mean PCE),透過排除價格波動中的極端值,來觀察更穩定的核心通膨。目前該指標約為2.4%,顯著低於3.5%的整體通膨率與3.2%的核心通膨率,更接近聯准會2%的目標。
但是,這並非純粹技術問題,也具有強烈的政策意涵。因為,壹旦改采該指標,聯准會就能在整體物價仍偏高的情況下,合理化降息的決策。
這個問題在於,若刻意忽略關稅、能源價格與地緣政治沖擊等“短期噪音”,聯准會可能低估通膨蔓延風險的“訊號”。尤其在當前戰爭與地緣政治沖突頻仍,以及供應鏈脆弱的世界裡,短期沖擊很可能變成長期結構性通膨。
第贰,AI通縮敘事
華許另壹項核心主張,是“AI將帶來通縮”。他認為,人工智慧是壹股巨大的生產力革命,足以大幅提升效率,經濟在不引發通膨的前提下維持高速成長。這是華許與鮑威爾最重要的認知分歧。
鮑威爾將通膨視為供應鏈與勞動市場失衡的結果;華許則更接近貨幣主義觀點,認為貨幣供給才是通膨的根源。
在華許看來,AI驅動的生產率躍升,將從結構上改變通膨形成機制。這種敘事的問題在於,AI對生產力的提升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真正體現,而其短期效果仍充滿未知。事實上,AI熱潮本身也可能形成新壹波資產泡沫與資本過度投資。換言之,華許正在用“未來可能出現的通縮”,對沖“當前已經存在的通膨”。
華許的真正挑戰:不是利率,而是制度信任
華許第叁個重要主張,是改革聯准會的溝通機制。他嚴厲批評聯准會過度透明的文化,認為點陣圖與前瞻指引不但沒有穩定市場,反而讓市場沉迷於猜測聯准會的每壹句話。他主張減少公開談話頻率,讓市場重新回歸經濟基本面。
其主張看似合理,但也存在風險。在透明度下降下,央行自主裁量權可能提高,這恰恰可能成為政治幹預的入口。
更具爭議的是其第肆根支柱:“縮表換降息”。華許認為,貨幣超發是通膨根源,因此需要縮表收回流動性;但同時又必須降息降低融資成本,以避免經濟失速。
問題在於,縮表與降息本質上是兩種方向相反的政策訊號:壹個代表收緊流動性,壹個代表刺激信貸。聯准會歷史上幾乎沒有長期同步操作的案例。因此,市場最大的疑問不是華許能否提出新理論,而是市場是否相信其理論。若市場無法理解聯准會的政策邏輯,結果可能不是穩定,而是更大的混亂。
高利率、高債務、高通膨與政治幹預的新時代
更深層來看,華許面對的其實不是單壹貨幣問題,而是壹個正在結構性轉變的世界。
過去30年,全球經濟建立在低通膨、低利率、全球化與廉價的融資資金之上。但是,疫情、戰爭與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重組、能源轉型、政府債台高築、人口老化與缺工,已徹底改變這壹切。世界正在進入“高成本正常化”與“高利率正常化”的新時代。
尤其,當前美以伊戰爭陷入長期消耗戰,目前傳出美以可能再強攻伊朗,石油價格再向上攀漲,美國與各國通膨再起,美債全線走揚、英債及日債殖利率創下新高。
歷史經驗指出,泡沫破裂往往伴隨著殖利率的快速升漲,當5%的“馬其諾防線”被長久突破,通往地獄大門將打開。
當下已見叁條傳導鏈同時發生作用:荷姆茲危機(Hormuz Crisis)推高油價,油價堆高通膨,高通膨堵死降息通道,高利率飆升重估壹切資產。這也是全球債券義警發聲警訊的原因。
這些問題對美國而言尤其危險。因為,高利率寓意龐大國債利息支出快速上升,美國財政赤字將進壹步惡化。當政府債務壓力愈來愈大,川普要求聯准會降息的壓力也將同步增加。於是,聯准會最大的敵人,可能不再是通膨,而是政府本身。貨幣政策之所以有效,關鍵在於市場相信決策“基於數據”。壹旦市場認為政策只是政治妥協,通膨預期將變得難以控制。
華許執掌聯准會,象征的不只是人事更替,而是美國貨幣政策邏輯的重構。既代表川普“奪回貨幣主權”戰略的制度化實踐,也標志著貨幣主義回歸與央行治理模式的改變。
華許面對的現實遠比理論更殘酷:高通膨、聯准會內部意見分歧、債務危機與政治幹預風險同時存在。“縮表換降息”是否可行,市場是否接受,仍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
最後,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華許會不會降息,而是其改革究竟能提升聯准會政策效力,還是將成為削弱央行獨立性的制度通道?
華許曾在金融危機時代與同事“坐在戰壕裡熬過最壞的夜晚”。如今,華許面對的戰壕,可能比當年更加復雜。聯准會百年制度的韌性,正在迎來壹次真正的壓力測試。
※作者為政治經濟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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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威爾的8年任期,幾乎完整橫跨了美國經濟最劇烈的波動年代。從川普第壹任期的減稅熱潮,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從零利率與無限量化寬松(QE),到40年來最頑固的通膨黏性;再到高利率下的“軟著陸”實驗,以及川普對聯准會獨立性的全面挑戰。
與前面幾位主席比較起來,鮑威爾不像柏南克(Ben Bernanke)以學術理論著稱,也不像葉倫(Janet Yellen)擁有深厚勞動市場研究背景,但他卻可能成為近代最具對抗政治象征性的聯准會主席。鮑威爾的歷史定位,將不只是對抗通膨的人,更是在民粹政治壓力下,試圖維持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人。
疫情危機中的救火隊長:鮑威爾如何避免美國經濟崩盤
鮑威爾最大的成就,是在2020年疫情爆發時,把美國從經濟崩潰邊緣拉了回來。當時,美國經濟幾乎出現戰時等級的衰退。短短數周內,超過兩千萬人失業,金融市場流動性瀕臨凍結,企業債市甚至出現恐慌性拋售。若聯准會當時動作稍慢,美國極可能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危機。

鮑威爾采取了極端且空前的政策,包括利率降至接近零、大規模購買債券、向市場無限供應流動性,甚至首次直接支持公司債市場。這些手段當時曾遭保守派批評為“貨幣濫發”,但事後證明,聯准會確實成功阻止金融系統崩潰。
更重要的是,美國並未陷入長期蕭條。疫情後,美國經濟恢復速度遠超歐洲與日本,就業市場迅速回溫,科技企業與人工智慧(AI)投資重新擴張。這是鮑威爾時代最重要的成績,寧願在危機時“過度反應”,而不是被教科書綁住。
這種思維其實來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深刻反省。當時聯准會內部普遍認為,中央銀行最大的錯誤不是做太多,而是做太少。因此鮑威爾在疫情時期的邏輯很簡單:寧可日後面對通膨,也不能先讓金融系統崩潰。事後來看,這個判斷雖然代價巨大,但並非完全錯誤。
“暫時性通膨”的誤判:聯准會政策失誤的代價
只不過,事情有壹體兩面,鮑威爾最大的歷史污點,也正是從這裡開始。
疫情後,美國政府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而供應鏈中斷、能源價格飆升,再加上消費需求報復性反彈,促使通膨迅速升溫。但鮑威爾與聯准會長時間認為通膨只是“暫時性”(transitory)現象,相信供應鏈恢復後價格壓力自然會消退。
結果事實證明,通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演變成40年來最嚴重的物價高漲危機。2022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壹度高達9.1%,高通膨黏性遠超預期。
這個誤判對經濟傷害極大。聯准會升息速度太慢,導致後來不得不采取激進的緊縮政策。從2022年開始,美國利率以數拾年來最快速度上升,房市急凍、企業融資成本暴增、銀行體系承受巨大壓力,甚至引爆矽谷銀行(SVB)等中小銀行倒閉危機。
鮑威爾後來公開承認,“暫時性通膨”這個詞是錯誤的。但真正問題不只是用詞,而是聯准會對後疫情時代結構性變化的誤判。
全球化退潮、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重組、勞動力短缺、能源轉型成本、政府龐大的債務與產業回流,都指出未來世界不再是過去30年的低通膨時代。換言之,鮑威爾最大的錯誤,不只是低估通膨,而是低估“通膨新時代”的來襲。
聯准會獨立性的保衛戰:鮑威爾留下的真正政治遺產不是利率,而是制度
鮑威爾任期後期面對的,已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權力對聯准會的直接壓迫。川普長期不滿聯准會維持高利率,多次公開施壓要求降息,甚至直接攻擊鮑威爾個人。2025年至2026年間,雙方沖突進壹步升級,美國司法部甚至針對聯准會大樓翻修案展開刑事調查,被視為加大力度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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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旦市場認為聯准會只是白宮的附屬機構,美債信用、美元穩定性與全球金融秩序都將受到動搖。事實上,當時已有國際評級機構警告,美國若削弱聯准會獨立性,可能影響國家信用評級。
鮑威爾在壓力下選擇不退讓。沒有公開與總統全面對抗,但也拒絕配合政治需求;甚至在卸任主席後仍留在聯准會理事會,被視為避免白宮完全控制聯准會的重要安排。
因此,鮑威爾真正的歷史定位,很可能是:在美國制度信任逐漸崩解的年代,最後試圖守住制度邊界的人。

華許的貨幣革命:從“沃什主義”到聯准會路線重構
如果鮑威爾代表的是危機時代的“穩定派央行”,那麼華許所代表的,則可能是壹場聯准會路線的根本轉向。
華許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肆大支柱:
第壹,通膨指標的重構
華許長期批評聯准會過度依賴核心個人消費支出指數(PCE)作為通膨錨。他認為,核心PCE容易受到關稅、能源危機與地緣政治等單壹的沖擊而扭曲,無法真實反映通膨趨勢。因此,他傾向引入“截尾均值PCE”(Trimmed Mean PCE),透過排除價格波動中的極端值,來觀察更穩定的核心通膨。目前該指標約為2.4%,顯著低於3.5%的整體通膨率與3.2%的核心通膨率,更接近聯准會2%的目標。
但是,這並非純粹技術問題,也具有強烈的政策意涵。因為,壹旦改采該指標,聯准會就能在整體物價仍偏高的情況下,合理化降息的決策。
這個問題在於,若刻意忽略關稅、能源價格與地緣政治沖擊等“短期噪音”,聯准會可能低估通膨蔓延風險的“訊號”。尤其在當前戰爭與地緣政治沖突頻仍,以及供應鏈脆弱的世界裡,短期沖擊很可能變成長期結構性通膨。
第贰,AI通縮敘事
華許另壹項核心主張,是“AI將帶來通縮”。他認為,人工智慧是壹股巨大的生產力革命,足以大幅提升效率,經濟在不引發通膨的前提下維持高速成長。這是華許與鮑威爾最重要的認知分歧。
鮑威爾將通膨視為供應鏈與勞動市場失衡的結果;華許則更接近貨幣主義觀點,認為貨幣供給才是通膨的根源。
在華許看來,AI驅動的生產率躍升,將從結構上改變通膨形成機制。這種敘事的問題在於,AI對生產力的提升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才能真正體現,而其短期效果仍充滿未知。事實上,AI熱潮本身也可能形成新壹波資產泡沫與資本過度投資。換言之,華許正在用“未來可能出現的通縮”,對沖“當前已經存在的通膨”。
華許的真正挑戰:不是利率,而是制度信任
華許第叁個重要主張,是改革聯准會的溝通機制。他嚴厲批評聯准會過度透明的文化,認為點陣圖與前瞻指引不但沒有穩定市場,反而讓市場沉迷於猜測聯准會的每壹句話。他主張減少公開談話頻率,讓市場重新回歸經濟基本面。
其主張看似合理,但也存在風險。在透明度下降下,央行自主裁量權可能提高,這恰恰可能成為政治幹預的入口。
更具爭議的是其第肆根支柱:“縮表換降息”。華許認為,貨幣超發是通膨根源,因此需要縮表收回流動性;但同時又必須降息降低融資成本,以避免經濟失速。
問題在於,縮表與降息本質上是兩種方向相反的政策訊號:壹個代表收緊流動性,壹個代表刺激信貸。聯准會歷史上幾乎沒有長期同步操作的案例。因此,市場最大的疑問不是華許能否提出新理論,而是市場是否相信其理論。若市場無法理解聯准會的政策邏輯,結果可能不是穩定,而是更大的混亂。
高利率、高債務、高通膨與政治幹預的新時代
更深層來看,華許面對的其實不是單壹貨幣問題,而是壹個正在結構性轉變的世界。
過去30年,全球經濟建立在低通膨、低利率、全球化與廉價的融資資金之上。但是,疫情、戰爭與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重組、能源轉型、政府債台高築、人口老化與缺工,已徹底改變這壹切。世界正在進入“高成本正常化”與“高利率正常化”的新時代。
尤其,當前美以伊戰爭陷入長期消耗戰,目前傳出美以可能再強攻伊朗,石油價格再向上攀漲,美國與各國通膨再起,美債全線走揚、英債及日債殖利率創下新高。
歷史經驗指出,泡沫破裂往往伴隨著殖利率的快速升漲,當5%的“馬其諾防線”被長久突破,通往地獄大門將打開。
當下已見叁條傳導鏈同時發生作用:荷姆茲危機(Hormuz Crisis)推高油價,油價堆高通膨,高通膨堵死降息通道,高利率飆升重估壹切資產。這也是全球債券義警發聲警訊的原因。
這些問題對美國而言尤其危險。因為,高利率寓意龐大國債利息支出快速上升,美國財政赤字將進壹步惡化。當政府債務壓力愈來愈大,川普要求聯准會降息的壓力也將同步增加。於是,聯准會最大的敵人,可能不再是通膨,而是政府本身。貨幣政策之所以有效,關鍵在於市場相信決策“基於數據”。壹旦市場認為政策只是政治妥協,通膨預期將變得難以控制。
華許執掌聯准會,象征的不只是人事更替,而是美國貨幣政策邏輯的重構。既代表川普“奪回貨幣主權”戰略的制度化實踐,也標志著貨幣主義回歸與央行治理模式的改變。
華許面對的現實遠比理論更殘酷:高通膨、聯准會內部意見分歧、債務危機與政治幹預風險同時存在。“縮表換降息”是否可行,市場是否接受,仍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
最後,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華許會不會降息,而是其改革究竟能提升聯准會政策效力,還是將成為削弱央行獨立性的制度通道?
華許曾在金融危機時代與同事“坐在戰壕裡熬過最壞的夜晚”。如今,華許面對的戰壕,可能比當年更加復雜。聯准會百年制度的韌性,正在迎來壹次真正的壓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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