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集训营 高三再来一遍!那些被卡住的年轻人
讨论毕业论文选题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研究生关惠誉为导师播放了网友拍摄的一段关于考研的视频。画面里,是早早起床、自习室背书、倒计时冲刺的日常。视频还没放完,她和另一位经历过考研的学妹就红了眼眶。
她们都经历过与视频里如出一辙的备考生活。关惠誉考过两次研。第一次是2020年,报了家附近的学校,没考上。第二年,她花了三万多元,住进了北京郊区一家“吃住学一体化”的考研机构,在高三式的苦读里追求“名校上岸”。那时候,她只有一个念头,“考不上的话,我的人生就止步于此了”。
“上岸”后,关惠誉逐渐察觉到考研这件事“有点不对劲”,便以“答疑学姐”的身份回到机构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一种更为集中的焦虑和迷茫,看到了一群被卡在考研里的年轻人,在苦读与渴求希望间一年接一年地考。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是考研人数报名超300万人后的第六年,其中不乏多次考研的人。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信件。信中,作者发出疑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今年刚刚毕业的关惠誉时常想起这句话,她说:“多次考研的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个‘潘晓’。”
“考不上, 人生就完蛋了”不到六点,手环闹铃震动的瞬间,关惠誉就醒了。六人间的寝室里静悄悄的,室友还在睡觉,她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后匆匆奔向教室。
“天亮之前最黑暗”,耳机里如平常一样响起考研名师的鼓励,随后播放着政治知识点讲解。这时天还没亮,关惠誉心里充斥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如同看不见前路的黑夜一样。
随后,她走进教学楼,按下指纹打卡,进入自习室上课、背书、学习,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半教室要关闭的时候才离开。从2021年7月来到“志胜”考研机构起,为了上岸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关惠誉几乎每天重复着这样的作息。
这是一所专科院校闲置的校区,同时被三四家考研机构租用宿舍、教学楼、食堂,满足上千名学生学习、休息、吃喝的日常需求,以“集训”式管理吸引着备考的年轻人。
进入这里,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每一位学生都会收到机构制定的学习计划与相应的教辅资料,并根据课表走班上课,课余则在自习室的专属位置学习,每周、每月参与测试。班主任负责一切日常事务,早中晚督促学生指纹打卡、巡查自习情况、与学生沟通学习进度等。甚至,还配备了宿管阿姨,每天早上、中午在宿舍走廊摇铃,喊学生起床,晚上熄灯后查寝,确保安静。
关惠誉似乎又回到了高三。学校里随处可见写着“一战上岸,金榜题名”的红色标语;路过背书教室时,里面总是坐满了人,每个人都沉浸在背诵里,嘴里念念有词。后来,她在论文里将这描述为:“部分青年考研人主动通过消费购买强外部力量干预的服务,以‘受教育者’的身份融入被规划好的备考环境,甘愿接受军事化的备考生活,目的是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
身处这样的环境里,关惠誉一刻也不敢停下。这是她第二次考研,在她看来,学习是自己唯一擅长的事情,“考不上,人生就完蛋了”。
她卸载了大部分社交媒体,几乎不和朋友联系,连在机构里也很少与别人交流,焦虑与亢奋让她将身体和心灵共同封闭在这所学校里。她几乎昼夜不停地学习,相比于机构指定的一周休息一天的节奏,她顶多是在那天减少学习时长,早些回寝室睡觉。
为了应试,关惠誉还每天练习英文衡水体,写出来的字母标准到像印刷体一样清晰、端正。她重新装订了机构发放的资料,反复地记笔记、翻看、背诵,留下充满褶皱的印记。即便是冬天,她也会裹上厚厚的帽子围巾,晚上站在路灯下背书,甚至梦里都在背诵白天学过的知识点。
在机构的半年里,她只出过一次门,为了拍摄考研报名时的证件照。她还记得,那天专门选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照相馆,拍完照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心里一遍一遍默念着:“明年一定要成为这里的学生。”
距离考研已经过去4年了,关惠誉还记得专业课考试时的情景。试卷刚发下来,背过的知识点就开始下意识地往外冒。她不停地写,写了整整12页答题纸,直到手指僵硬。这是她第一次写这么多内容,也对可能的结果有了预料。走出考场时,地上的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轻快得如同她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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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她们都经历过与视频里如出一辙的备考生活。关惠誉考过两次研。第一次是2020年,报了家附近的学校,没考上。第二年,她花了三万多元,住进了北京郊区一家“吃住学一体化”的考研机构,在高三式的苦读里追求“名校上岸”。那时候,她只有一个念头,“考不上的话,我的人生就止步于此了”。
“上岸”后,关惠誉逐渐察觉到考研这件事“有点不对劲”,便以“答疑学姐”的身份回到机构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一种更为集中的焦虑和迷茫,看到了一群被卡在考研里的年轻人,在苦读与渴求希望间一年接一年地考。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是考研人数报名超300万人后的第六年,其中不乏多次考研的人。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信件。信中,作者发出疑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今年刚刚毕业的关惠誉时常想起这句话,她说:“多次考研的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个‘潘晓’。”
“考不上, 人生就完蛋了”不到六点,手环闹铃震动的瞬间,关惠誉就醒了。六人间的寝室里静悄悄的,室友还在睡觉,她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后匆匆奔向教室。
“天亮之前最黑暗”,耳机里如平常一样响起考研名师的鼓励,随后播放着政治知识点讲解。这时天还没亮,关惠誉心里充斥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如同看不见前路的黑夜一样。
随后,她走进教学楼,按下指纹打卡,进入自习室上课、背书、学习,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半教室要关闭的时候才离开。从2021年7月来到“志胜”考研机构起,为了上岸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关惠誉几乎每天重复着这样的作息。
这是一所专科院校闲置的校区,同时被三四家考研机构租用宿舍、教学楼、食堂,满足上千名学生学习、休息、吃喝的日常需求,以“集训”式管理吸引着备考的年轻人。
进入这里,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每一位学生都会收到机构制定的学习计划与相应的教辅资料,并根据课表走班上课,课余则在自习室的专属位置学习,每周、每月参与测试。班主任负责一切日常事务,早中晚督促学生指纹打卡、巡查自习情况、与学生沟通学习进度等。甚至,还配备了宿管阿姨,每天早上、中午在宿舍走廊摇铃,喊学生起床,晚上熄灯后查寝,确保安静。
关惠誉似乎又回到了高三。学校里随处可见写着“一战上岸,金榜题名”的红色标语;路过背书教室时,里面总是坐满了人,每个人都沉浸在背诵里,嘴里念念有词。后来,她在论文里将这描述为:“部分青年考研人主动通过消费购买强外部力量干预的服务,以‘受教育者’的身份融入被规划好的备考环境,甘愿接受军事化的备考生活,目的是为自己复刻在高考中取胜的外部情境。”
身处这样的环境里,关惠誉一刻也不敢停下。这是她第二次考研,在她看来,学习是自己唯一擅长的事情,“考不上,人生就完蛋了”。
她卸载了大部分社交媒体,几乎不和朋友联系,连在机构里也很少与别人交流,焦虑与亢奋让她将身体和心灵共同封闭在这所学校里。她几乎昼夜不停地学习,相比于机构指定的一周休息一天的节奏,她顶多是在那天减少学习时长,早些回寝室睡觉。
为了应试,关惠誉还每天练习英文衡水体,写出来的字母标准到像印刷体一样清晰、端正。她重新装订了机构发放的资料,反复地记笔记、翻看、背诵,留下充满褶皱的印记。即便是冬天,她也会裹上厚厚的帽子围巾,晚上站在路灯下背书,甚至梦里都在背诵白天学过的知识点。
在机构的半年里,她只出过一次门,为了拍摄考研报名时的证件照。她还记得,那天专门选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照相馆,拍完照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心里一遍一遍默念着:“明年一定要成为这里的学生。”
距离考研已经过去4年了,关惠誉还记得专业课考试时的情景。试卷刚发下来,背过的知识点就开始下意识地往外冒。她不停地写,写了整整12页答题纸,直到手指僵硬。这是她第一次写这么多内容,也对可能的结果有了预料。走出考场时,地上的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轻快得如同她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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