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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感染者 被拦在手术室外 ...
艾滋病毒感染者 被拦在手术室外 ...艾滋病毒感染者 被拦在手术室外 ...
阻断治疗是职业暴露后最关键的干预措施。然而，在前文提到的调研中，一些医生提到，自己所在的医院并未常备应急阻断药物。“国家确实为医生免费提供阻断药，但需要先上报到公共卫生科，公共卫生科再去联系定点医院取药。”华东地区某区级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吴国强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即便拿到了免费药，也可能伴有较强的副作用，而副作用更小的自费药每瓶价格高达1125元，让许多医生望而却步。
心理支持机制的缺乏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职业暴露后，医生不仅需要面对可能感染的焦虑，还要承受来自工作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压力。然而，大多数医院缺乏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或疏导方案，很多医生不得不独自承受这种精神负担。一些医生反映，职业暴露后甚至不敢告诉家人，害怕引发更多的紧张情绪，这种隐秘的恐惧感让他们在面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时愈发小心甚至抗拒。
不是所有医生都了解艾滋病病毒
2019年，吴国强接到济南市一家医院急诊外科负责人的电话，请她去做一场HIV相关知识的讲座。这个外科团队在给一位伤者做手术时，有位医生发生了职业暴露，手术完成后才发现患者HIV检测结果呈阳性。整个团队都陷入了恐慌。
“当时科室负责人直接问哪里能买到阻断药，他们想在科室里备一瓶。”那时进口阻断药尚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价格高达 3680 元/瓶。这让吴国强很受触动，她意识到艾滋病毒的相关知识即便在医疗体系内也不够普及。
职业暴露的恐慌折射出医生对艾滋病毒传播途径的不充分理解。实际上，艾滋病的职业暴露风险并不高，有研究表明，通过针刺或其他医疗器械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仅为0.3%到0.5%，黏膜表面暴露感染的概率为0.09%，无破损皮肤暴露者感染概率为零。直至今日，中国尚未发生一例医生在手术后因暴露感染的情况。但在现实中，这些数据鲜少被普及，医生对暴露后的恐惧大多源于信息缺失和经验匮乏。
多位医生、医学生都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证实，艾滋病相关的内容在学校课程中常常被简短带过。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规培生提到，在规培过程中甚至没有专门的课程或讲座覆盖艾滋病毒职业暴露的处理过程，这种系统化的应对机制的缺乏导致医生在实际工作中，一旦遇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很容易陷入心理恐慌甚至无所适从。
“这个环节从国家层面就没有重视起来，给医生的粮草弹药准备不足。”吴国强道出了问题的根本。艾滋病毒相关知识教育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医生个人的职业安全，也直接削弱了医疗体系对患者的包容性。
“如果从知识结构上让医生对艾滋病毒的最新进展、治疗现状做知识更新，拒诊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吴国强认为，加强对非感染科医生的艾滋病知识科普是解决医生拒诊的最高效的解决方式。
因此，他将工作重心调整为教授感染者如何与医生交流。吴国强觉得，大多数医生都喜欢学习，让医生掌握新知识会让其真正与患者站在平等的视角。“比如你拿着近两次病毒载量的检测，带上最新的CT4报告给医生，告诉他你连续六个月以上的病毒载量维持在检测限之下，也就意味着你现在的传染性很低，你的免疫功能和正常人差不多。”
吴国强建议患者，不贴标签，不对医生带有对立的情绪，“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医生对他是尊敬的。”她还向每一个寻求帮助的患者都提到，“找科室领域里边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吴国强认为，他们更愿意吸收新知。“当你年龄大了，你的世界观、理念很难被纠正。而越年轻的医生越愿意接受挑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成就感。”吴国强曾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中写到，“你的每一次就诊，都在给HIV群体作贡献，给医生一个科普的机会”。
定点医院是不是医生的退路？
骨折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张强在一天之内被转送了3家医院。
2020年6月，张强在上班途中摔断了腿骨，到石景山医院后被骨科拒诊，“医院并没有直接说不给治，就是说他们当时的情况无法提供治疗。”之后，张强又通过HIV公益机构工作人员崔子潇的帮助，联系到了积水潭医院，积水潭医院先给他做了紧急处理，但在得知他感染艾滋病毒后，开始劝他去定点医院做手术。几经协商，张强被送到了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在做完一期手术后，医生又建议他的二期手术到定点医院去做。
被“程序性”地转走，似乎已经成为某种惯例。但当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累计治疗人数逐年上升后，很多人开始质疑定点医疗制度存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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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机制的缺乏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职业暴露后，医生不仅需要面对可能感染的焦虑，还要承受来自工作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压力。然而，大多数医院缺乏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或疏导方案，很多医生不得不独自承受这种精神负担。一些医生反映，职业暴露后甚至不敢告诉家人，害怕引发更多的紧张情绪，这种隐秘的恐惧感让他们在面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时愈发小心甚至抗拒。
不是所有医生都了解艾滋病病毒
2019年，吴国强接到济南市一家医院急诊外科负责人的电话，请她去做一场HIV相关知识的讲座。这个外科团队在给一位伤者做手术时，有位医生发生了职业暴露，手术完成后才发现患者HIV检测结果呈阳性。整个团队都陷入了恐慌。
“当时科室负责人直接问哪里能买到阻断药，他们想在科室里备一瓶。”那时进口阻断药尚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价格高达 3680 元/瓶。这让吴国强很受触动，她意识到艾滋病毒的相关知识即便在医疗体系内也不够普及。
职业暴露的恐慌折射出医生对艾滋病毒传播途径的不充分理解。实际上，艾滋病的职业暴露风险并不高，有研究表明，通过针刺或其他医疗器械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仅为0.3%到0.5%，黏膜表面暴露感染的概率为0.09%，无破损皮肤暴露者感染概率为零。直至今日，中国尚未发生一例医生在手术后因暴露感染的情况。但在现实中，这些数据鲜少被普及，医生对暴露后的恐惧大多源于信息缺失和经验匮乏。
多位医生、医学生都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证实，艾滋病相关的内容在学校课程中常常被简短带过。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规培生提到，在规培过程中甚至没有专门的课程或讲座覆盖艾滋病毒职业暴露的处理过程，这种系统化的应对机制的缺乏导致医生在实际工作中，一旦遇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很容易陷入心理恐慌甚至无所适从。
“这个环节从国家层面就没有重视起来，给医生的粮草弹药准备不足。”吴国强道出了问题的根本。艾滋病毒相关知识教育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医生个人的职业安全，也直接削弱了医疗体系对患者的包容性。
“如果从知识结构上让医生对艾滋病毒的最新进展、治疗现状做知识更新，拒诊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吴国强认为，加强对非感染科医生的艾滋病知识科普是解决医生拒诊的最高效的解决方式。
因此，他将工作重心调整为教授感染者如何与医生交流。吴国强觉得，大多数医生都喜欢学习，让医生掌握新知识会让其真正与患者站在平等的视角。“比如你拿着近两次病毒载量的检测，带上最新的CT4报告给医生，告诉他你连续六个月以上的病毒载量维持在检测限之下，也就意味着你现在的传染性很低，你的免疫功能和正常人差不多。”
吴国强建议患者，不贴标签，不对医生带有对立的情绪，“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医生对他是尊敬的。”她还向每一个寻求帮助的患者都提到，“找科室领域里边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吴国强认为，他们更愿意吸收新知。“当你年龄大了，你的世界观、理念很难被纠正。而越年轻的医生越愿意接受挑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成就感。”吴国强曾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中写到，“你的每一次就诊，都在给HIV群体作贡献，给医生一个科普的机会”。
定点医院是不是医生的退路？
骨折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张强在一天之内被转送了3家医院。
2020年6月，张强在上班途中摔断了腿骨，到石景山医院后被骨科拒诊，“医院并没有直接说不给治，就是说他们当时的情况无法提供治疗。”之后，张强又通过HIV公益机构工作人员崔子潇的帮助，联系到了积水潭医院，积水潭医院先给他做了紧急处理，但在得知他感染艾滋病毒后，开始劝他去定点医院做手术。几经协商，张强被送到了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在做完一期手术后，医生又建议他的二期手术到定点医院去做。
被“程序性”地转走，似乎已经成为某种惯例。但当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累计治疗人数逐年上升后，很多人开始质疑定点医疗制度存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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