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从郑州富士康的打工人生看"中国制造"的跌宕起伏
从郑州“iPhone城”的打工人生看“中国制造”的跌宕起伏 https://t.co/d3L7NHEP8z pic.twitter.com/6pog0Y4VY6—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November 20, 2025
《世界报》特派记者周三19日从郑州发回报道指出，为了配合苹果公司的营销策略，富士康的生产线只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需要工人。薪酬的波动性让人们不愿长久留下。
《世界报》这篇特别报道开头写道，中国中部的河南省会郑州，十月初的夜幕降临。横跨马路连接巨大厂区K区的天桥，原本几乎空无一人，突然间挤满了人。很快，日班结束时离开iPhone组装线的工人流像极了高峰期火车站拥挤的走廊。他们分散到战略性设置在那里的食摊之间，在霓虹灯下摆满炒面和包子。另一些工人则走着相反的路，接替夜班生产。
结束了工时的刘和马（两人都是18岁）正走向宿舍楼。《世界报》选择只使用受访者的姓氏（因为这些姓氏很常见，他们不会被认出来），因为当地政府官员和便衣警察一直跟踪我们，并恐吓了我们的一些受访者。
刘和马在九月初相遇，当时他们被分配到iPhone 17 Pro Max的生产线上，负责将中央处理器及其电路固定在智能手机中。在那里，他们使用自动螺丝刀拧紧零部件。刘出于好奇数过：他每天重复相同的动作约1300次。
刘和马都不确定他们刚开始的恋情在11月中旬之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将在工作满三个月拿到工资后离开富士康。“这份工作结束后，我会去别处再找一个”，刘说。“工厂的生产线太压抑了，这份工作没有未来。我们只在工资高的时候才待在这里。我会拿到奖金后再决定去哪里。不幸的是，我不能为了感情而牺牲薪水”，这位年轻人在离他女朋友不远的地方坦言。他将离开贫穷的家乡河南，可能会去江苏，一个位于上海以北的沿海省份，那里的工资更高，工作更稳定。
在此之前，这对恋人跟这个季节里“iPhone城”——这座拥有十五年历史、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工厂——的大多数工人一样，都紧紧盯着这三个月的奖金。这笔奖金已成为管理工人的核心要素。为了适应苹果公司生产的强烈季节性，富士康实施了极端灵活的工作制度，使得在生产节奏放缓时无需留住工人，从而避免在淡季支付工资、社会保险和与年资相关的加薪。
季节性工人
为此，工厂提供了较低的基本工资，通常为每月2100元人民币（255欧元，即法定最低工资，略低于郑州平均工资的一半）。薪酬只有通过加班，尤其是承诺留岗三个月后发放的奖金才变得有吸引力。
富士康和苹果将iPhone工人变成了季节性工人，就像采摘葡萄的农业工人一样。这种节奏符合美国公司的商业和营销日历：每年，在苹果老板库克（Tim Cook）着名的9月新款iPhone发布会之后，销量就会达到顶峰，为中国的“光棍节”（又称“双十一”）、美国的感恩节（两者都在11月）以及最重要的圣诞节等消费高峰期做铺垫。
长期关注iPhone工人状况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创始人李强对《世界报》解释说，“这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模式，他们的‘商业模式’，它不是以人为本的：富士康只在需要时才使用临时工，就像苹果只在需要时才使用富士康一样。”
李强就此强调，这种分包关系使苹果公司摆脱了对其组装产品的中国工人的责任，同时没有真正损害其形象。他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对郑州工厂进行了一项调查，结论是超过一半的工人是通过中介机构安排的临时工——尽管中国法律理论上将这种做法限制在企业劳动力总数的10%。
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性，但这种奖金制度使得富士康在许多工人眼中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许多来自内地的农民工在三个月后会离开，去别处寻找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会回到田间劳作。
一位在工厂附近一家大众餐馆吃完一碗面条的40岁女士对《世界报》表示，她和她的弟弟、丈夫三年来每年都来这里工作这三个月。她10岁和12岁的两个孩子留在了他们的家乡登封，距离这里约一百公里。她在8月份签订了合同，当时的奖金是9100元，接近最高值。“我等到11月底，很多人会那时离开”，她说。
苹果公司在198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制造Macintosh，但于2004年关闭了其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在2007年推出其智能手机时，它将大部分组装外包给了富士康，这家台湾公司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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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特派记者周三19日从郑州发回报道指出，为了配合苹果公司的营销策略，富士康的生产线只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需要工人。薪酬的波动性让人们不愿长久留下。
《世界报》这篇特别报道开头写道，中国中部的河南省会郑州，十月初的夜幕降临。横跨马路连接巨大厂区K区的天桥，原本几乎空无一人，突然间挤满了人。很快，日班结束时离开iPhone组装线的工人流像极了高峰期火车站拥挤的走廊。他们分散到战略性设置在那里的食摊之间，在霓虹灯下摆满炒面和包子。另一些工人则走着相反的路，接替夜班生产。
结束了工时的刘和马（两人都是18岁）正走向宿舍楼。《世界报》选择只使用受访者的姓氏（因为这些姓氏很常见，他们不会被认出来），因为当地政府官员和便衣警察一直跟踪我们，并恐吓了我们的一些受访者。
刘和马在九月初相遇，当时他们被分配到iPhone 17 Pro Max的生产线上，负责将中央处理器及其电路固定在智能手机中。在那里，他们使用自动螺丝刀拧紧零部件。刘出于好奇数过：他每天重复相同的动作约1300次。
刘和马都不确定他们刚开始的恋情在11月中旬之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将在工作满三个月拿到工资后离开富士康。“这份工作结束后，我会去别处再找一个”，刘说。“工厂的生产线太压抑了，这份工作没有未来。我们只在工资高的时候才待在这里。我会拿到奖金后再决定去哪里。不幸的是，我不能为了感情而牺牲薪水”，这位年轻人在离他女朋友不远的地方坦言。他将离开贫穷的家乡河南，可能会去江苏，一个位于上海以北的沿海省份，那里的工资更高，工作更稳定。
在此之前，这对恋人跟这个季节里“iPhone城”——这座拥有十五年历史、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工厂——的大多数工人一样，都紧紧盯着这三个月的奖金。这笔奖金已成为管理工人的核心要素。为了适应苹果公司生产的强烈季节性，富士康实施了极端灵活的工作制度，使得在生产节奏放缓时无需留住工人，从而避免在淡季支付工资、社会保险和与年资相关的加薪。
季节性工人
为此，工厂提供了较低的基本工资，通常为每月2100元人民币（255欧元，即法定最低工资，略低于郑州平均工资的一半）。薪酬只有通过加班，尤其是承诺留岗三个月后发放的奖金才变得有吸引力。
富士康和苹果将iPhone工人变成了季节性工人，就像采摘葡萄的农业工人一样。这种节奏符合美国公司的商业和营销日历：每年，在苹果老板库克（Tim Cook）着名的9月新款iPhone发布会之后，销量就会达到顶峰，为中国的“光棍节”（又称“双十一”）、美国的感恩节（两者都在11月）以及最重要的圣诞节等消费高峰期做铺垫。
长期关注iPhone工人状况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创始人李强对《世界报》解释说，“这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模式，他们的‘商业模式’，它不是以人为本的：富士康只在需要时才使用临时工，就像苹果只在需要时才使用富士康一样。”
李强就此强调，这种分包关系使苹果公司摆脱了对其组装产品的中国工人的责任，同时没有真正损害其形象。他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对郑州工厂进行了一项调查，结论是超过一半的工人是通过中介机构安排的临时工——尽管中国法律理论上将这种做法限制在企业劳动力总数的10%。
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性，但这种奖金制度使得富士康在许多工人眼中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雇主。许多来自内地的农民工在三个月后会离开，去别处寻找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会回到田间劳作。
一位在工厂附近一家大众餐馆吃完一碗面条的40岁女士对《世界报》表示，她和她的弟弟、丈夫三年来每年都来这里工作这三个月。她10岁和12岁的两个孩子留在了他们的家乡登封，距离这里约一百公里。她在8月份签订了合同，当时的奖金是9100元，接近最高值。“我等到11月底，很多人会那时离开”，她说。
苹果公司在198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制造Macintosh，但于2004年关闭了其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在2007年推出其智能手机时，它将大部分组装外包给了富士康，这家台湾公司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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