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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青年教師墜亡背後:被忽視的學術界自殺危機
浙大青年教師墜亡背後:被忽視的學術界自殺危機浙大青年教師墜亡背後:被忽視的學術界自殺危機
8月4日，浙江大學生物系統工程與視頻科學學院壹位青年教師墜樓後身亡，消息壹出，引發了來自各方的關注。
之後的媒體報道顯示，這位墜樓的青年教師年僅35歲，擔任特聘副研究員，專注於果農機器人等前沿領域的研究。根據這位他在浙大官網上的信息，他在2020-2015年發表論文11篇，主持科研項目6項，其中壹項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在學術研究方面，這位青年科學家幾乎可謂是成績亮眼。
這位青年教師去世後，對於他的死因眾說紛紜，網絡上，被提到最多的原因是“非升即走”的壓力。
不過，對於考核壓力是否這次事件的決定性原因，浙大校方予以了否認。在杭州本地媒體《錢江晚報》的采訪中，壹位浙大資深教師提到這位年輕同事“中期考核他順利通過，聘任期結束的考核還沒開始，但是根據他的科研情況、工作能力，在同類人才裡，大家都是很看好他的，不存在網上說的考核不通過的情況。”
這位浙大青年教師的墜亡原因尚待進壹步的調查，但以去年曾引起巨大關注的南京某大學青年教師自殺身亡事件為代表，近年來學術界的自殺事件正在日漸增多的事實令人觸目驚心，人們希望知道，這些中國最精英的人群選擇自殺的背後意味著什麼？
2025年5月，加拿大(专题)約克大學社會學學者吳志明（Cary Wu）曾在《預防醫學報道》（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中發表論文“中國科學界自殺事件：呼吁公共衛生部門采取應對措施”。
文中，因為缺乏公開、完備的統計信息，研究者利用媒體報道中的學者自殺信息建立了壹個包含130多個學術界自殺事件的數據庫，並提到，在農村自殺率大幅下降的同時，發生在中國學術界的精英人群中的自殺行為近年來的上升趨勢值得警惕。
在論文發表後的壹次研討會中，吳志明進壹步強調：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壹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他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壹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壹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幹預措施。
下文是吳志明團隊研究論文的主要內容：
01
跳樓是中國學者自殺的主要方式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精神衛生重點實驗室、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黃月琴等研究人員在2024年發表的數據，1987-2020年間，中國自殺率整體呈現顯著的持續下降趨勢。另壹項研究表明，2002至2021年間，中國城市地區自殺率從每10萬人12.79例降低至4.31例，農村地區自殺率從每10萬人15.32例降低至7.09例。然而，自殺率下降，尤其是農村地區自殺率下降的整體趨勢中，壹些特定人群的自殺率卻在上升。這些自殺率上升的人群中，學術界幾乎可算最被忽視的人群之壹。
近年來，學術界接連發生多起悲劇，研究生、科研人員、高校教師自殺事件頻頻登上熱點新聞，中國精英大學中自殺率不斷攀升的現象早已成為壹種心照不宣卻諱莫如深的事實。然而，正如社會人類者家蘇珊娜·布雷格內貝克（Susanne Bregnb?k）提出的“公開的秘密（public secret）”概念所描述的，盡管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相關討論往往局限於私人領域，缺乏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充分研究。
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系的吳志明教授在分享會上反復提及，目前的學術界自殺問題，已不再只是偶發的私人事件，這應該被作為壹種“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issue）”來嚴肅對待。吳教授的團隊系統檢索並人工整理了近叁拾多年間（1992～2024）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全部的媒體報道來構建數據庫，揭示了科學界自殺現象的認知現狀、潛在成因、常用自殺方式等基本情況，並探討預防此類悲劇所需要的應對措施。
圍繞“高校教師自殺”、“教授自殺”、“研究生自殺”等關鍵詞，研究團隊在百度、搜狗、谷歌和微軟必應等主流搜索引擎中收集了包含143個經過交叉驗證的獨立案例的數據庫。該研究基於發生在中國境內的130個案例開展。
結果顯示，在這130個幾乎全部來自於“985、211”高校的案例中，男性95例（73.1%）遠高於女性35例（26.9%），自殺者多半為30歲以下的年輕研究生。案例涉及到的教師個案的年齡介於30歲至68歲，中位數為43歲。而從專業領域來看，科學與工程類方向占比最多（73例，56.2%）。
媒體報道的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匯總統計，1992～2024年（n = 130）
數據來源：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作圖：冀思宇
雖然並不完全，這些冷冰冰的數據顯示出了學術界自殺的幾個關鍵趨勢。
首先，中國學者的自殺案例數量呈現上升態勢。能找到的最早期的案例發生在1992年，1990至1999年期間僅有兩例；2000至2009年，自殺案例顯著增加至38例；2010至2019年持續攀升至52例；僅2020至2024年的新增案例共計38例，已與2000～2009年的報告總數持平。
其次，在自殺方式上，從高處墜亡（即：跳樓）是學術界自殺的最主要方式（89例，占68.5%），且自殺者年齡越大，選擇跳樓的傾向似乎也越大。
除此外，導致中國學者自殺的誘因是多方面的，且自殺誘因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學生的壓力源主要包括高強度的學業負擔、師生關系緊張、職場騷擾及校園霸凌；教師的自殺案例則更多與科研產出壓力、績效考核及職業晉升相關。
這些研究生與導師們的自殺誘因中，排名前叁的分別為：學術壓力（65%），個人病史與信仰（28%）和家庭問題（10%）。這其中，學術壓力是導致研究生自殺的主要誘因。相比男性，女性自殺者更易受家庭矛盾影響：約20%的女性自殺案例涉及家庭因素，這壹數據在男性中的數據僅為5%；男性自殺者的自殺誘因更多與個人因素相關，如精神疾病、存在性危機等。
最後，上述研究中還提到了媒體對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的報道情況，報道的側重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早期的自殺案例報道更關注個人因素，比如強調死者患有抑郁症或遭受情感挫折；近些年的報道則愈發強調自殺者面臨的學術壓力、支持不足等問題。
02
選擇結束生命的個體
往往來自農村或欠發達地區
在媒體報道中，自殺的直接誘因常常被歸結為家庭壓力、工作壓力或學業壓力，這並非巧合，它們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文化和社會原因。因為媒體報道的學術界自殺事件中，多數案例來自“985、211”等科研密集型高校，這些案例本身也體現了中國科研人員所面臨的高壓力環境。
近年來，嚴格的畢業標准、“非升即走”等苛刻的職稱晉升條件、有限而激烈競爭的科研經費與崗位，都讓學生及研究人員長期處在高壓狀態。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帶來的不僅是身體疲憊，進而引發情緒倦怠甚至是焦慮和抑郁。
競爭的另壹面是孤立感。學術圈講求“出成績”，很多人因擔心落後而減少與同事的交流，在研究中變得形單影只。這種社交隔離，使他們在需要情感支持時更難尋求幫助。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等級制度，也容易滋生權力失衡和有害的人際關系，進壹步加劇人們的情緒困擾。
研究數據還顯示，雖然大多數自殺事件都發生在北京等大城市的科研機構，但選擇結束生命的個體往往來自農村或欠發達地區，這組矛盾說明許多青年科研人員的自殺很可能與現實的經濟壓力相關。他們在大城市面臨高昂的住房成本，但僅憑借科研所獲薪資難以負擔體面的住所，由此產生的對學術與生活的不滿不斷累積。與此同時，遠離家鄉、與家人分離也進壹步加劇了他們的孤獨感。
不僅如此，在文章發布後的發布會上，作者吳志明還進壹步強調了，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壹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壹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壹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public health issue）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幹預措施。
03
如何應對最精英人群中
日益增加的自殺行為？
將自殺作為壹個社會問題而非私人問題來看待，是社會學家埃米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在1897年的《自殺論》中的開創性研究，但將公共衛生方法系統應用於自殺預防是最近幾拾年才有的事。如今，隨著自殺被確認為全球人口主要死亡因素之壹，世界各地的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都已采取多種預防措施，重點包括提高公眾意識、危機幹預、心理健康支持以及政策改革。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公共衛生框架強調，應關注導致自殺的更廣泛社會、環境與制度性因素，制定跨多個層級的有針對性行動計劃——從個人關懷，到社區層面的倡議，再到制度與政策改革，都應協同推進。
而針對中國學術界的自殺情況，基於大數據研究，吳志明和他的研究團隊提出了4點關鍵建議，希望通過公共衛生策略因地制宜地有效預防學界的自殺現象。
首先，應重塑公眾認知、消除心理健康領域的污名化，正視科學界日益嚴重的自殺危機，將其認定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這是各國政府都在進行的工作，在中國，目前看來，雖然媒體敘事已經逐步轉向，但總體而言，許多中國人仍傾向於將有自殺念頭的人視為個人“脆弱”“缺乏意志力”。
其次，研究者倡議社會各界通過政治倡導和學術研究，共同鎖定那些加劇了個人自殺傾向的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等根本性因素，並呼吁政治和學術界共同努力，解決那些加劇個人自殺行為脆弱性的上游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
第叁，研究者指出，自殺相關數據應該被更准確地記錄，並應有更多學者對自殺問題進行系統性研究。通過精確、深刻的研究數據，能更有針對性地提出措施，形成有效的預防策略。
最後，研究團隊呼吁采取緊急的集體行動，來培養壹個更健康、更能提供支持的學術環境。這需要大學、心理健康從業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通力合作。
對於學術機構而言，這意味著開展提高心理健康意識的教育項目，並與媒體合作，使關於自殺的報道更負責任，有助於消除污名、預防自殺行為。對於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則更應探索並在中國語境下調整應用有循證依據的幹預方法。此外，研究者還提到，亟需通過政策改革來降低學術競爭強度、增加科研支持。
“只要及時幹預、提供完善的支持體系並制定有效的心理健康政策，自殺是可以預防的。”在論文的結尾部分，幾位研究者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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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之後的媒體報道顯示，這位墜樓的青年教師年僅35歲，擔任特聘副研究員，專注於果農機器人等前沿領域的研究。根據這位他在浙大官網上的信息，他在2020-2015年發表論文11篇，主持科研項目6項，其中壹項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在學術研究方面，這位青年科學家幾乎可謂是成績亮眼。
這位青年教師去世後，對於他的死因眾說紛紜，網絡上，被提到最多的原因是“非升即走”的壓力。
不過，對於考核壓力是否這次事件的決定性原因，浙大校方予以了否認。在杭州本地媒體《錢江晚報》的采訪中，壹位浙大資深教師提到這位年輕同事“中期考核他順利通過，聘任期結束的考核還沒開始，但是根據他的科研情況、工作能力，在同類人才裡，大家都是很看好他的，不存在網上說的考核不通過的情況。”
這位浙大青年教師的墜亡原因尚待進壹步的調查，但以去年曾引起巨大關注的南京某大學青年教師自殺身亡事件為代表，近年來學術界的自殺事件正在日漸增多的事實令人觸目驚心，人們希望知道，這些中國最精英的人群選擇自殺的背後意味著什麼？
2025年5月，加拿大(专题)約克大學社會學學者吳志明（Cary Wu）曾在《預防醫學報道》（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中發表論文“中國科學界自殺事件：呼吁公共衛生部門采取應對措施”。
文中，因為缺乏公開、完備的統計信息，研究者利用媒體報道中的學者自殺信息建立了壹個包含130多個學術界自殺事件的數據庫，並提到，在農村自殺率大幅下降的同時，發生在中國學術界的精英人群中的自殺行為近年來的上升趨勢值得警惕。
在論文發表後的壹次研討會中，吳志明進壹步強調：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壹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他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壹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壹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幹預措施。
下文是吳志明團隊研究論文的主要內容：
01
跳樓是中國學者自殺的主要方式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精神衛生重點實驗室、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黃月琴等研究人員在2024年發表的數據，1987-2020年間，中國自殺率整體呈現顯著的持續下降趨勢。另壹項研究表明，2002至2021年間，中國城市地區自殺率從每10萬人12.79例降低至4.31例，農村地區自殺率從每10萬人15.32例降低至7.09例。然而，自殺率下降，尤其是農村地區自殺率下降的整體趨勢中，壹些特定人群的自殺率卻在上升。這些自殺率上升的人群中，學術界幾乎可算最被忽視的人群之壹。
近年來，學術界接連發生多起悲劇，研究生、科研人員、高校教師自殺事件頻頻登上熱點新聞，中國精英大學中自殺率不斷攀升的現象早已成為壹種心照不宣卻諱莫如深的事實。然而，正如社會人類者家蘇珊娜·布雷格內貝克（Susanne Bregnb?k）提出的“公開的秘密（public secret）”概念所描述的，盡管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相關討論往往局限於私人領域，缺乏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充分研究。
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系的吳志明教授在分享會上反復提及，目前的學術界自殺問題，已不再只是偶發的私人事件，這應該被作為壹種“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issue）”來嚴肅對待。吳教授的團隊系統檢索並人工整理了近叁拾多年間（1992～2024）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全部的媒體報道來構建數據庫，揭示了科學界自殺現象的認知現狀、潛在成因、常用自殺方式等基本情況，並探討預防此類悲劇所需要的應對措施。
圍繞“高校教師自殺”、“教授自殺”、“研究生自殺”等關鍵詞，研究團隊在百度、搜狗、谷歌和微軟必應等主流搜索引擎中收集了包含143個經過交叉驗證的獨立案例的數據庫。該研究基於發生在中國境內的130個案例開展。
結果顯示，在這130個幾乎全部來自於“985、211”高校的案例中，男性95例（73.1%）遠高於女性35例（26.9%），自殺者多半為30歲以下的年輕研究生。案例涉及到的教師個案的年齡介於30歲至68歲，中位數為43歲。而從專業領域來看，科學與工程類方向占比最多（73例，56.2%）。
媒體報道的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匯總統計，1992～2024年（n = 130）
數據來源：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 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作圖：冀思宇
雖然並不完全，這些冷冰冰的數據顯示出了學術界自殺的幾個關鍵趨勢。
首先，中國學者的自殺案例數量呈現上升態勢。能找到的最早期的案例發生在1992年，1990至1999年期間僅有兩例；2000至2009年，自殺案例顯著增加至38例；2010至2019年持續攀升至52例；僅2020至2024年的新增案例共計38例，已與2000～2009年的報告總數持平。
其次，在自殺方式上，從高處墜亡（即：跳樓）是學術界自殺的最主要方式（89例，占68.5%），且自殺者年齡越大，選擇跳樓的傾向似乎也越大。
除此外，導致中國學者自殺的誘因是多方面的，且自殺誘因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學生的壓力源主要包括高強度的學業負擔、師生關系緊張、職場騷擾及校園霸凌；教師的自殺案例則更多與科研產出壓力、績效考核及職業晉升相關。
這些研究生與導師們的自殺誘因中，排名前叁的分別為：學術壓力（65%），個人病史與信仰（28%）和家庭問題（10%）。這其中，學術壓力是導致研究生自殺的主要誘因。相比男性，女性自殺者更易受家庭矛盾影響：約20%的女性自殺案例涉及家庭因素，這壹數據在男性中的數據僅為5%；男性自殺者的自殺誘因更多與個人因素相關，如精神疾病、存在性危機等。
最後，上述研究中還提到了媒體對中國科學界自殺案例的報道情況，報道的側重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早期的自殺案例報道更關注個人因素，比如強調死者患有抑郁症或遭受情感挫折；近些年的報道則愈發強調自殺者面臨的學術壓力、支持不足等問題。
02
選擇結束生命的個體
往往來自農村或欠發達地區
在媒體報道中，自殺的直接誘因常常被歸結為家庭壓力、工作壓力或學業壓力，這並非巧合，它們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文化和社會原因。因為媒體報道的學術界自殺事件中，多數案例來自“985、211”等科研密集型高校，這些案例本身也體現了中國科研人員所面臨的高壓力環境。
近年來，嚴格的畢業標准、“非升即走”等苛刻的職稱晉升條件、有限而激烈競爭的科研經費與崗位，都讓學生及研究人員長期處在高壓狀態。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帶來的不僅是身體疲憊，進而引發情緒倦怠甚至是焦慮和抑郁。
競爭的另壹面是孤立感。學術圈講求“出成績”，很多人因擔心落後而減少與同事的交流，在研究中變得形單影只。這種社交隔離，使他們在需要情感支持時更難尋求幫助。與此同時，中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等級制度，也容易滋生權力失衡和有害的人際關系，進壹步加劇人們的情緒困擾。
研究數據還顯示，雖然大多數自殺事件都發生在北京等大城市的科研機構，但選擇結束生命的個體往往來自農村或欠發達地區，這組矛盾說明許多青年科研人員的自殺很可能與現實的經濟壓力相關。他們在大城市面臨高昂的住房成本，但僅憑借科研所獲薪資難以負擔體面的住所，由此產生的對學術與生活的不滿不斷累積。與此同時，遠離家鄉、與家人分離也進壹步加劇了他們的孤獨感。
不僅如此，在文章發布後的發布會上，作者吳志明還進壹步強調了，目前的自殺行為可能只是更廣泛的心理困境群體的冰山壹角。水下還有更大的心理困境群體，那些未被醫院記錄的自殺念頭和行為嘗試，是構成自殺行為主體的隱性部分。進而呼吁，應把學術界，壹國中最精英群體的自殺問題，當作壹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public health issue）嚴肅對待，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提供預防及幹預措施。
03
如何應對最精英人群中
日益增加的自殺行為？
將自殺作為壹個社會問題而非私人問題來看待，是社會學家埃米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在1897年的《自殺論》中的開創性研究，但將公共衛生方法系統應用於自殺預防是最近幾拾年才有的事。如今，隨著自殺被確認為全球人口主要死亡因素之壹，世界各地的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都已采取多種預防措施，重點包括提高公眾意識、危機幹預、心理健康支持以及政策改革。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公共衛生框架強調，應關注導致自殺的更廣泛社會、環境與制度性因素，制定跨多個層級的有針對性行動計劃——從個人關懷，到社區層面的倡議，再到制度與政策改革，都應協同推進。
而針對中國學術界的自殺情況，基於大數據研究，吳志明和他的研究團隊提出了4點關鍵建議，希望通過公共衛生策略因地制宜地有效預防學界的自殺現象。
首先，應重塑公眾認知、消除心理健康領域的污名化，正視科學界日益嚴重的自殺危機，將其認定為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這是各國政府都在進行的工作，在中國，目前看來，雖然媒體敘事已經逐步轉向，但總體而言，許多中國人仍傾向於將有自殺念頭的人視為個人“脆弱”“缺乏意志力”。
其次，研究者倡議社會各界通過政治倡導和學術研究，共同鎖定那些加劇了個人自殺傾向的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等根本性因素，並呼吁政治和學術界共同努力，解決那些加劇個人自殺行為脆弱性的上游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
第叁，研究者指出，自殺相關數據應該被更准確地記錄，並應有更多學者對自殺問題進行系統性研究。通過精確、深刻的研究數據，能更有針對性地提出措施，形成有效的預防策略。
最後，研究團隊呼吁采取緊急的集體行動，來培養壹個更健康、更能提供支持的學術環境。這需要大學、心理健康從業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通力合作。
對於學術機構而言，這意味著開展提高心理健康意識的教育項目，並與媒體合作，使關於自殺的報道更負責任，有助於消除污名、預防自殺行為。對於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則更應探索並在中國語境下調整應用有循證依據的幹預方法。此外，研究者還提到，亟需通過政策改革來降低學術競爭強度、增加科研支持。
“只要及時幹預、提供完善的支持體系並制定有效的心理健康政策，自殺是可以預防的。”在論文的結尾部分，幾位研究者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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